隋朝为什么要把儒学确定为统治思想？
隋朝为什么要把儒学确定为统治思想？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重视纲常伦理、礼乐教化，是传承千年宗法文化精神的典范，其致力于建立上下有序、尊卑分明的社会等级伦理关系，以此保持家族的和睦，进而维护社会的统一和稳定。
董仲舒
因而儒学具有很强的社会治理功能，是维护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理念，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便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
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转而采取法家思想治理国家，而社会上极度绝望的人民也日渐崇尚玄学，使得儒学逐渐式微。
隋朝建立之后，儒学重新成为治国理政的思想，不仅促进了儒学本身的大发展，也使儒学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隋朝为什么要把儒学确定为统治思想？隋代儒学取得了哪些发展？又取得了怎样的地位？这还要从隋朝的社会大背景说起。
魏晋战乱
法制严峻人民怨，审时度势选儒学
儒学在经历了三百多年的衰落后，之所以能在隋代很快得到发展并占据主导地位，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是解决社会矛盾的需要。我国自魏晋丧乱以来，统治阶级各据疆土，为了所谓的富国强兵，一统中原，大多都用法家思想来治国，导致三百余年来，律法越来越严苛，刑罚越来越残酷。
但严刑酷法不但没有把人民改造成顺民儒家思想礼乐教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反而刺激了人民的反抗情绪，使得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隋朝为什么要把儒学确定为统治思想？，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隋朝建立之后，隋文帝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立即改变前代的统治政策，隋朝政权必定不会长久，所以他执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 “清简法令”，正式废除了前代“以法治国”的统治方略，而“使人从化，以德代刑”的儒家之道自然就成了法家思想的良好替代品。
儒家学派创立者孔子雕像
其次是儒学本身有一定的先进性。
第一，儒学具有凝结性。儒学是研究社会关系的一门学说，它要求人与人之间要讲仁爱，父与子之间要讲慈孝，夫与妻之间要讲主从，君与臣之间要讲忠义，从而能使社会凝结成一块稳定不变的“铁板”，有利于国家的大一统。
第二，儒学具有禁锢性。儒学特别强调自我修养，要求人们要“忠、孝、仁、义”和“温、良、恭、俭、让”，实现 “克己复礼”，从而能使人们拘泥于礼法之中，而不敢越雷池半步，有利于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
第三，儒学具有稳定性。儒学讲求“中庸”，主张“和为贵”，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人们做到“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从而能使人们放弃反抗精神和斗争意志，使天下趋于稳定。
隋文帝
隋代统一后的新形势，正需要有这样的思想来作为治国理民的理论基础，因而儒学也就格外地被隋代统治者所看重，以至于极力发展，使其再度盛昌。
最后也与隋文帝本人的儒学情怀有关。隋文帝本人出身于关陇士族集团中的高门贵族，从小就入太学接受了儒学的陶染，从而使他形成了以儒学为主的政治思想，史书甚至称他是“情类孔丘”。
他即位之后，对魏晋南北朝的儒学衰微大为伤怀，并认为社会之所以会分裂，风俗之所以会浇弊，朝野之所以师机巧，官吏之所以用深法，根本原因就是“薄儒雅”，仁政不行，民不见德，礼坏乐崩，隆杀任情。
所以，他决心弘扬儒学，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
牛弘雕像
典籍丰富名儒多，研究繁盛儒学统
在隋朝政府的大力提倡下，儒学本身取得了前代未有的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儒学典籍丰富。隋朝建立后，隋文帝在名臣牛弘的建议下，广开献书之路，在“献书一卷，费缣一匹”的重奖之下，不到两年，就“图书渐出隋朝为什么要把儒学确定为统治思想？，篇籍稍备”。
隋朝灭陈以后，又从陈朝的宫廷旧藏中，得到了大量典籍，为整理这些典籍，隋文帝又召天下工书之士，到秘书省整理书籍，共整理出书籍三万余卷，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儒家典籍。
隋朝对儒学典籍的征集和整理，不仅使得儒家有了统一完整的儒学经典，而且使得很多前代已经失传的儒学典籍得以重现江湖，使得很多已经式微的儒学流派再次崛起，从而为儒学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得儒学内部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隋朝大儒王通
二是名儒辈出。在儒学繁盛的背景下，隋朝儒学名家辈出。如元善，“通涉五经”儒家思想礼乐教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被隋文帝称为“人伦仪表”；如辛彦之儒家思想礼乐教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时人称赞为“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如房晖远，人称 “五经库”，“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为不测也”；如刘悼“以儒学名，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
这些儒学名家的出现，既是隋朝儒学发展的产物，也进一步促进了儒学在社会层面的传播。
三是有关注释和研讨儒学的书籍问世不绝，隋代名儒不仅传经布道，还乐于著书立说。
刘炫
如辛彦之《五经异义》、何妥的《周易讲疏》、刘悼的《五经述议》、刘炫的《五经正名》、张冲的《春秋义略》等等，这些名儒的著作都代表了当时的最高学术水平。
这些著述的出现既是隋朝学术氛围深厚，儒学研究繁盛的产物，也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完善和创新，引领儒学向纵深发展。
四是儒学实现南北统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学风的差异，对儒家经学的解说也各不相同，“南人简约，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灭陈后，何妥、萧该、徐文远、张冲、萧德言等南方知名儒士大量入关，南方儒学也就随之北传，并逐渐与北方儒学融合。
隋灭陈战略示意图
隋炀帝大业初，大举征召儒生，“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结果徐文远、包恺、楮徽、陆德明和鲁世达五位南方儒生大获全胜。
事后，他们五人都被授予太学博士，在京洛一带聚徒讲学，《旧唐书》曾记载：“时人称文远之《左传》、徽之《礼》、鲁世达之《诗》、陆德明之《易》，皆为一时之最。”
他们及其他南方儒生的讲经活动，使得南方儒学在吸收北方儒学的基础上，实现了最终统一，这是儒学发展史上的大事件，对此，清代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分析道：“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
隋炀帝
治国理政从儒家，教育取仕靠孔学
由于隋朝统治者的倡导，也是由于儒学本身能够契合统治需要，所以隋代儒学不仅自身出现了大发展，而且成为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治国之策、教育之本和取仕标准，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
首先，儒学成为主要治国思想。隋朝立国之后，儒家思想正式替代法家思想，成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隋文帝曾多次下诏，申明国家各项制度的修订，都要以儒学思想为宗旨。
在具体为政举措上，隋文帝也是积极践行儒家勤政爱民的理念，“薄赋敛，轻刑罚，内修制度，外抚戎夷，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
其次，典章制度以儒学为准绳。儒家的典章制度总结起来，就是制礼作乐，隋朝建立之后，一直致力于恢复儒家制礼作乐的政治传统。
隋代陶舞女俑
早在开皇元年，隋文帝就下诏说：“尊主庇民，莫先于礼，制礼作乐，今也其时。”并命国子祭酒辛彦之议定祀礼，到开皇五年，隋文帝又命礼部尚书牛弘等人修五礼，对祭祀、车驾、舆服、典制等方面的制度，都进行了全面的“复辟”，使其更加符合儒家传统。
在制礼的同时，隋文帝又大力作乐。开皇九年，隋文帝先是下诏说：“肤情存古乐，深思雅道。郑、卫淫声，鱼龙杂戏，乐府之内，尽以除。”后又诏太常牛弘等人议定作乐。
在此基础上，隋文帝又以儒家标准，对隋代社会上流行的乐曲又进行了整顿，取缔“淫声”，恢复雅乐。
教育以儒学为内容。为了更好地传播儒学，隋文帝“崇建庠序，延集学徒”，大力开展传授和学习儒学经典的教育事业。
展子虔 授经图
隋文帝时设有国学、太学和四门学，地方上从州、县到乡、社也设有学校，国家一级的学校直接由中央管理，各有博士和助教，学校健全之后，隋文帝对教学工作极为重视，经常巡省学校，亲听讲授。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学习儒学，他还实行了奖励的政策。如开皇二年十二月，“赐国子生经明者束帛”。开皇十年十一月，“幸国学，颁赐各有差。”这些措施不仅大大促进了各级学校对儒学经典的传习，也使广大学子从小就能受到儒学的熏陶，从而深刻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人才选拔以儒学为标准。隋朝对儒士和有儒家思想的臣僚十分器重，从开皇二年开始，隋文帝就陆续颁布了一些选拔人才的诏令，招募了大批儒生到政府任职。
科举取士
隋炀帝时期，更是直接规定了选取人才的十个标准，即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略微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十个标准全部是儒家对儒生的基础要求。
隋炀帝创立科举制之后，又将这十个标准归纳为“四科”，并按“四科”标准进行试策，此后科举的内容虽有所改变，但考儒家经典，以儒家标准取仕的核心却永久地确立了下来，学儒、应试、做官三者也因此而成为了一个有机整体。
隋炀帝下江南壁画
结语：
隋代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发展阶段。隋朝开国之后，统治者既是出于个人情怀，也是为了应对严重的社会矛盾，所以就摒弃了前代的法家思想，转而倡导了“以德服人”的儒学。
儒学因此而出现了大发展，呈现出了典籍丰富、名儒云集、著述频出、儒学一统的繁盛景象。而儒学的发展又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的地位，使得儒学既成为了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也对建章立制、兴办教育、选拔人才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对此，《隋书·儒林传》中曾总结说：“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说纷纶，无所取正。高祖膺期纂历，……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