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可立：现代新儒学学派的崛起
方可立：现代新儒学学派的崛起
现代新儒学学派的崛起
关于现代新儒学的定义，方可立在《关于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称：“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
现代新儒学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由此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内部社会矛盾越发激烈，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不仅在科技上，更重要的区别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精神风貌，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兴起了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主体思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在不改变国家政体的状况下学习西方技术。洋务运动使得中国对西方科技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这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同时也宣告了只学技术不改变思想的变革是难以成功的，由此产生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这次变革与上一次有所不同，这次变革是在光绪皇帝的直接主持下进行，由一些有识之士来提出具体措施，他们认为不应当只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更重要的是要改革社会体制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从根本上改变社会问题，他们希望建立君主立宪制，为此要进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变革。
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但这次变法促进了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激起了人们爱国救国的热情。随着观念的深入，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其目标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但辛亥革命成功后，社会保守势力仍然在坚持原有的思维模式，各地建起了尊孔会，且很多活动得到了北洋政府的支持。这种倒行逆施的思维方式，遭到了一些知识分子的痛责，甚至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于是在1915年爆发了“新文化运动”。
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把国家危急及中国的积贫积弱归罪于儒学，他们将儒学等同封建制度，认为儒学与封建制度有密切关联。随着西方科学与民主观念的传入，他们要求学习西方文化，同时要对儒家文化进行彻底的全盘否定。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难以相容，他们所倡导的文化革新和文化革命都要彻底否定儒家文化。
因为观念的不同，致使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将传统文化分为三派。一派是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西化派，他们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坚持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思想，接受科学民主观念，以此对中国儒家文化进行全盘否定；另一派是以辜鸿铭为代表的保守派，他们极力推崇中国传统文化，批判西方文明；还有一派处于两者之间，这一派的观点是客观看待中西方文明的优缺点，以此说明中国儒家文化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一些学者开始深度思索儒学问题，有些人力图恢复儒学的主体地位，通过重建儒学来恢复中国人的自信心。他们重建儒学的主体思路并不是要一味地复古，也并非要拒西方文化于门外方可立：现代新儒学学派的崛起，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应当兼容其他文明体系，于是努力探索新的哲学体系，以便产生新的思维方式来解决现实问题，持这种思维的学者被称为新儒家。因为他们各自的入径不同，故他们的思维被研究者命名为不同的派别，比如现代新儒学的开山鼻祖梁漱溟所开创的思维体系被称为“新孔学”、熊十力的思维体系被称为“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思维体系被称为“新理学”、贺麟的思维体系被称为“新心学”等。
如果以时代来划分，现代新儒家被分为三代，第一代里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这三位是以陆王心学为基础，融会佛教及西方哲学思想，以此创建新的儒家思想体系。第一代中还有冯友兰、贺麟，他们是以宋明理学为基础。第二代则以牟宗三、唐君毅为代表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们在援佛入儒的基础上，又融合康德的道德哲学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第三代则以杜维明、刘述先为代表，他们主张发展儒家资本主义。
从整体上来说，现代新儒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重建内圣，开创新王。他们接续儒家的道统，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方可立：现代新儒学学派的崛起，力图以儒家体系为本，援西入儒，融会中西，以此来谋求中国传统儒学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