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江户时代儒学盛极一时，儒学教育遍及京都、江户和各地藩校

日本江户时代儒学盛极一时，儒学教育遍及京都、江户和各地藩校

日本江户时代儒学盛极一时，儒学教育遍及京都、江户和各地藩校，却并未因此而形成八股取士制度。伊藤仁斋为东涯提供了一个研习儒学之家学，但最终促使伊藤东涯进行八股文写作实践的主要内在动因，则是他对文章的形式美之追求。

众所周知，日本平安时代曾仿效唐朝科举制而实行贡举，历时二百多年而结束，故其策论甚为发达。江户时代日本江户时代儒学盛极一时，儒学教育遍及京都、江户和各地藩校，儒学发达，课士制度（以四书五经及《史》《汉》考核士子）遍及江户、京都及各藩校，却始终未形成八股取士制度。

但鲜为人知的是，曾经有一位日本人正儿八经地写过44篇八股文，空前绝后，一枝独秀。虽不为官方科试而作，却也是日本儒学史上一道特有的景观。此人便是江户时代堀川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伊藤东涯。

壬戌长崎试卷品等

儒学曾在日本江户时期盛行一时，出现了一大批颇有成就的汉学家。但八股文却没有在日本“逻辑地”形成，这与日本的人才选拔体制、教育制度密切相关。

日本于奈良时代开始举行贡举制，历时二百多年而结束，考试形式主要是策问。日本具有浓厚的儒学基础，从江户时代的儒学教育即可见一斑。京都、江户以及各藩校的儒学教育多以《论语》、《孟子》、五经、《史记》、《汉书》为研习对象，这些典籍正是明清科举考试的最主要的典籍。各儒学教育机构不仅以这些典籍教育诸生日本儒家思想教育，而且采用了特定的考试形式。近年有学者注意到了江户时代昌平坂学问所的“学问吟味”的考试方式，其初试以小学、四书、七经为题目，其本试分“经义科”“历史科”“文章科”；并称其经义采取“章意”“字训”“解义”“余论”的固有顺序，这种答题方式曾被认为是“可以媲美明、清时期的‘八股文’的格式”（吴光辉，熊娟《日本“科举学”的转型与评价》，《厦门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但这毕竟不是八股文，并且这种学习与考核并不是为了选拔官员的目的，因而并不能算是一种科举制度。然而我们可以说的是，中国古代的科举文献在江户时代的儒学运动中备受重视，并渗透到了幕府官学——昌平坂学问所和各藩校的儒学教学与写作实践之中。

据昌平坂学问所关系文书，其考试分初场和后场。初场考《小学》，后场考《礼记》，其试诗则为七言律一首。其所出《小学》题或四书五经题（如《“士相见礼曰”章》《“凡学之道”至“所以尊师也”》），均属完整的句、节、章。在截搭题类的八股文风行于中国的时期，昌平坂学问所这种出题方式与明清时期的八股文旨趣（尤其是截搭题所引发的旨趣）相去甚远。

昌平坂学问所讲授的汉籍典籍范围甚广，除四书五经、《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之外，还有《三国志》《后汉书》《明史稿》《通鉴》《历代君鉴》《通鉴纲目续篇》《历朝纲鉴全史》《贾子新书》，于文学类则讲授韩愈文、《文体明辨》。昌平坂学问所还曾经讲授过陆陇其的《三鱼堂大全》，因而现存孤本陆陇其所选评的《一隅集》曾为昌平坂学问所收藏，似乎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昌平坂学问所的前身弘文院的创立者是林罗山，林罗山还曾创办自己的私塾上野忍冈私塾，昌平坂学问所的儒学讲习、科考形式在忍冈私塾已开其端。忍冈私塾每月举行门生讲会式，由门生十人组成，讲《论语》字义。每月进行月课的考核，每月出题，使诸生写作诗文，包括经、史、子、集的知识。林罗山之子林鹅峰为家塾设立规式（即规章），规定家塾的学习内容包括经、史、文、诗、倭五科，分十等评定门生成绩，家塾之教员即依据此成绩而选拔。

忍冈家塾规式

在各地藩校中，儒学以及子、史典籍同样备受重视，并形成相应的、基本与昌平坂学问所相同的考试制度。在文久二年（1862）长崎的试卷中，分“小学”“四书”“五经”“史科”诸科。四书考题是：《大学》“诗云穆穆文王”节，《论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章；五经的考题是《易》“九四或跃在渊”一节，《书》尧典“咨四岳”云云；史科考《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壬戌长崎试卷品等》，文久二年[1862]写本）。然后以上上、上中、上下等九品评定考生成绩，如第一号小药屋驹太郎之大学题名次为“下下”，论语题名次为“下中”。考试结果以《试卷品等》的考试录形式发行。佐渡的考试形式与长崎完全相同。其试题为：《小学》“君子之事亲孝”章，《论语·述而》“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章，《孟子·告子上》“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章，《书·康诰》“王曰呜呼小子封”一节，《诗经》“泉水”篇，历史科考《史记》、《汉书》（同上）。

昌平坂学问所和各藩校的儒学考试中，其经义文主要是采用策对的形式。作为以功令的形式限定的、类似于八股文的答卷规定，尚未见到。由于其儒学教育的目的是出于加强诸生之修养，而非出于官员之选拔，再加上八股文写作的难度，因而深厚的儒学土壤并没有生长出八股取士形式。

日本汉学家对于明清的科举文献是熟悉的。自平安时代前后，直至明治时期，汉籍一直源源不断地流传至日本，大量的中国古代科举文献也随之传入日本。中国的儒家经典、经学传统以及与之相表里的古文传统、文章学理念仍然在江户时代被空前发扬，篏入了日本自身的思想文化建构之中，并延续到了明治时代。明清的科举文献（尤其是科举文集）是在一种特殊的语境下进入日本汉学的，这个语境就是日本的儒学进程。古文，是日本汉学家研习儒家经典的途径，而“古文”这一概念原本即因与时文的对峙而产生，王守仁说：“夫自百家之言兴而后有《六经》，自举业之习起而后有所谓‘古文’。”（王守仁《重刊文章轨范序》，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916页）明清时期很多古文之选本或研习古文之专书，其目的仍在服务于举业，故时文之理念、方法、范畴也渗透于这一类以“古文”为名号的书籍之中。这些理念、方法、范畴也伴随着日人经由古文而研习儒家经典的过程。尽管日本的贡举制度止步于11世纪，但是明清大量关于八股写作技法的专书仍源源不断地流向日本，成为其汉文写作法的资源。

并非江户时期的汉学家不知道八股文的存在，而是八股文体既未成为日本科考的形式，也因其与日本近代社会变革格格不入而遭到越来越激烈的批判。江户后期，尤其是明治时期，日本汉学家对八股文之批评越来越激烈。赖山阳对骈俪一派大加挞伐，八股文体因而不能幸免。他在《刻本续八大家序》中说：“但夫骈四俪六、八股之体，则其绸缎也，琛璚也，多华而少实，是为无用耳。至夫辨是非、别利害、言之简明、传之不谬者，汉文之用，宁其可废哉？”（赖山阳《刻本续八大家序》，东正纯《文章训蒙》卷下，明治十年[1877]序本，文照堂藏板）在他看来，在古文辞派的负面影响之下，“正享间文人以嗸牙戟口相高，今则变为流便，为轻儇，为鄙俚猥陋。或规模小说演史，或取诗文论评之语，高文典册，一切用此，非此则不入时。间有言韩柳者，斥为陈腐。当是时而有是着，犹售商鼎周彝于张三李四之前，谁不笑其迂。”正所谓每况愈下。

选编古文集，是古人确立古文统绪的一种方式。赖山阳曾编有《古文典刑》一书，选取先秦诸子、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秦汉文等。他认为明清时代的选家有一局限：为科举目的而选编。他说《古文评析》的编者林云铭“自矜独见日本江户时代儒学盛极一时，儒学教育遍及京都、江户和各地藩校，犹循故辙，余可知矣。盖彼专为场屋，势必至此。我方无此事，可以肆意取舍，是余所以敢于自选。自选自读，满吾意而已。岂敢曰差排古人，而模范后生哉？”“如《析义》《庄子因》《左绣》《史记论文》，曰某句应某句，某字伏某字之类，近诬古人，今不敢仿。”（赖山阳选评《古文典刑》，赖氏藏板，明治间刻本）盐谷宕阴则秉承顾炎武之论断，指出：“古今能文之士，

非好奇也。所遭之境奇，则文亦从而奇焉耳。朱明之季，制义败才。奄竖败政，党祸败人，而流贼胡虏遂败国矣。”（盐谷宕阴《刻二十七松堂集序》卷中，寺仓梅太郎《今古三十六名家文抄》，明治十二年前川善兵卫出版）吉田松阴日本儒家思想教育，这位江户末期心怀忧国情怀的志士，也是阳明学的追随者。本着重时务、重实践的精神，吉田松阴深厌明清之举业文体，他说：“余厌举业文体久矣，而幸此间未有此习也。近世赖山阳作二十三论，尤肖其体，吾不乐焉。然山阳文豪也，犹有生色矣。而学山阳者复出，则陈陈耳。是以每见人策论，必不能终卷也。畅夫见示此稿，谓亦山阳之流也。取束诸几上而不观。次日晨读毕，漫把读之，则别出面目，跃跃欲出，不觉彻尾。呜呼！是吾国之文也，决非彼间举业之流也。如强兵之末论，反覆益喜。”（吉田松阴《评畅夫对策》，吉田松阴《幽室文稿》卷一日本儒家思想教育，明治十四年[1881]序本）只要能激励斗志之文，如韩愈之《谏迎佛骨表》，欧阳修之《唐六臣传后论》，他都推崇备至。

接受中国的儒学乃至子史传统而拒斥八股文，这是日本江户、明治时期汉学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