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王安石讲了精、神、动静的道理
苏轼为王安石讲了精、神、动静的道理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次荆公韵四绝其三》
这是苏轼在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秋天时，在金陵和王安石写给王安石的诗。
劫后重逢，君子相交
当时的苏轼在经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又被朝廷调往汝州上任，在上任的途中经过了金陵。
正好当时的王安石在熙宁变法失败之后两次罢相苏轼为王安石讲了精、神、动静的道理，正好退居在金陵。两人见面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水火不容，王安石和苏轼相见后唱和颇多，苏轼还为此专门在金陵逗留了月余。
当时苏轼和王安石谈论：“天下弊事于朝廷以救治之”（《宋·东坡年谱简编》）
《宋史·苏轼列传》：道过金陵，见王安石，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安石笑而不言。
苏轼为王安石讲了精、神、动、静的道理，让王安石大为感叹。王安石则劝苏轼重修一遍《三国志》，并讨论了苏轼《雪后书北堂壁》一诗中的引用的典故：老病自嗟诗力退，空吟冰柱忆刘叉，苏轼大为称赞王安石的博学多闻。王安石听闻苏轼有偏头痛的老毛病，还专门将宋神宗告诉自己的药方传给了苏轼。
《宋·东坡年谱简编》：二人共论扬雄。论文赋诗，彼此倾慕，相约卜邻。
可见这王安石和苏轼两人，虽然在朝局政见上的观点相左，可在文学和为人上，彼此却十分的欣赏，相谈甚欢。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如此。
天生犯冲，难以两立
王安石和苏轼，同为北宋最具争议性和话题性的人物，又都是千古以来少有的文章大家，可在世人的眼中，他们却是天生的死对头。
王安石和苏轼虽然同属唐宋八大家之一，但两人的身份立场却截然不同，仔细一看就能发现问题。欧阳修、苏洵、苏轼、苏澈、曾巩都是一派的人，独独一个王安石不属于这一派系。
欧阳修和苏洵是好友，欧阳修是苏轼和苏澈的伯乐，欧阳修是曾巩的老师，而苏洵、苏轼、苏辙三人又是父子。而王安石却并不属于这一派，且和前面的五人，政治眼光大不一样。
当时的北宋官场上，分为守旧和革新两派，也称旧党和新党。旧党的领头人是司马光，新党的老大就是王安石。司马光也是欧阳修的门生，苏轼的好友。
所以苏轼的父亲和弟弟、敬爱的朝中元老、交往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苏轼的父亲苏洵，还专门写了著名的《辨奸论》，以王衍的典故攻击王安石：
《辨奸论》：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苏轼是个出了名的大孝子苏轼儒家思想，苏洵病逝后，还和弟弟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了三年。肯定是不会反对父亲的看法的。
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因为苏轼本人的政治观念也与新法南辕北辙，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苏轼一直以来就是个传统守旧的人，做事也讲究《中庸》的循序渐进，自然无法认同新法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
而王安石却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他提出的改革就是要改变风俗、确立法度。而且他的思想还十分的具有前瞻性。
著名学者则评王安石说“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可见王安石的思想是和我们现代人接近，在苏轼这种传统的儒家学子眼中，自然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
所以王安石和苏轼这两人，一个是新党是领头者，一个是旧党的发言人。不管是在出生身份方面，还是思想学术方面，都是格格不入的。天生犯冲，必然是对立的政敌。
熙宁变法，水火不容
熙宁二年（1069年）苏轼在守孝三年后正式入朝为官，正好赶上熙宁变法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
因为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王安石行事越来越“肆无忌惮”，忠鲠谠直的苏轼自然不可能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自然便和作为新党老大的王安石发生了冲突，直接上奏宋神宗说：不能让王安石这样肆意妄为：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二》：安石既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轼发策云：『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威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
当时朝廷正准备进行科举的改革，苏轼又上疏和宋神宗说：“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世同道。”并独立发表了《议学校贡举状》一文，表示自己对“新法”的不同意见：
……
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文武长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比四者，而长短之议决矣。今议者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罢经生朴学，不用贴、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
臣愿陛下明敕有司，试之以法言，取之以实学。博通经术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则风俗稍厚，学术近正，庶几得忠实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风，则天下幸甚。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在王安石的新法之中，建议以“经义取士”反对“诗赋取士”。而苏轼就是在为“诗赋取士”做辩护，这等于是正式想王安石宣战。
如此一来自然是惹恼了王安石，虽然最后宋神宗并没有接受苏轼的意见，科举改革还是顺利的进行了。但是很明显，自此以后苏轼已经被王安石被真正的视为政敌了，在史书上也出现了王安石在神宗面前排斥苏轼的记载
在宋神宗将这篇文章给王安石看的时候，王安石直接毫无客气的说道：“轼材亦高，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佚荡至此，请黜之。”
可见王安石可苏轼的言论有多恼怒苏轼儒家思想，当即直接要求宋神宗罢免苏轼。当然也可以看出王安石对苏轼才华的认同，这番情况也承认了“轼材亦高”的事实，只是说苏轼“所学不正”。
当曾公亮站出来为苏轼说话的时候，王安石见到宋神宗并不想罢免苏轼，又说了：
“陛下何以不黜轼?岂为其材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箠朴，使其贴服，乃可用。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且如轼辈，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二》
可见这时候，王安石已经容不得苏轼留在朝堂之上，开始想尽办法的要驱逐苏轼了。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手下的御史谢景给王安石出了一个办法，当时正逢朝廷要推举谏官：“凡被举官，移台考劾，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
当时苏轼的同乡长辈范镇推荐苏轼担任谏官，谢景便迫不及待的开始了对苏轼的调查，果不其然发现了问题。
谢景跟皇帝说苏洵去世的时候，苏氏兄弟运送苏洵的灵柩回家，来回于四川和开封之，间带了很多的货物，贩卖私盐。
当时北宋的御史是可以直接提出问题的，不管有没有证据，于是朝廷就派了人去调查。而北宋的国家官员是不能做私盐生意的，是品德不佳的表现。
最后发现苏轼虽然没有带盐贩卖，但是坐了官家的船：但是朝廷正好任命了一位苏轼家乡眉州的地方官，在州府派船到外面迎接新官上任时，就顺便把苏轼一起送出出来了。
这等于是苏轼私用了公家的交通工具，虽然只是一件小事没有定什么很重的罪名。但是却可以说苏轼品行不端。如此一来就逼得苏轼不得不自请出京，到外面去当地方官了。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其实按照当时的规定，以苏轼的资历外派是可以直接当个知州的，但是因为新党的打压，却是被任命为了一个通判。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二》：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会诏近侍举谏官，谢景温建言：“凡被举官，移台考劾，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镇荐轼，景温即劾轼，向丁父忧归蜀，往还多乘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安石大喜，以（熙宁）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案问，水行及陆行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夫及柁工讯问。卖盐卒无其实，眉州兵夫乃迎候新守，因送轼至京。既无以坐轼，会轼请外，例当作州，巧抑其资，以为杭倅，卒不能害轼。士论无不薄景温云。
乌台诗案，患难真情
元丰二年（1079年），因为苏轼在任上仍然反对新法，再次被贬调到湖州任职。上任后苏轼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以致谢。
其实这本来是例行公事的官样文章，但苏轼是才子诗人，他的文字中，难免真情流露。而他也知道己被外放都是因为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那股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于是在文章中自然就带上了写略显牢骚的语句：“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
于是朝中政敌章敦、蔡确等人便借此机会指责苏轼的这篇文章，名为“谢表”，实则在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包藏祸心、对“新法”不满、对皇帝不忠，请求对他加以严办。
随后又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一诗和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作为证据：
《杭州纪事诗》：
吴王池馆遍重城，奇草幽花不记名。青盖一归无觅处，只留双桧待升平。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最令苏轼倒霉的诗句是这首诗中最后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新党众人指称为暗讽皇帝的作品：“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
还有其他诗句，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苏轼是想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新党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
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新党说苏轼在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政策不对。但是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么会觉得这是错的呢?
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七月二十八日，在湖州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下狱一百零三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二》：元丰二年七月己巳，御史中丞李定言：『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御史舒亶言：『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志义之士，无不愤惋。盖陛下发钱本以业贫民，则曰「贏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并上轼印行诗三卷。御史何正臣亦言；『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诏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时定乞选官参治，乃罢轼湖州，差职员追摄。既而上批，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追摄，又责不管别致疏虞状，其罢湖州朝旨，令差去官赍往。
在苏轼的危难时刻，除了他弟弟苏辙之外，再无已人敢为苏轼说一句话，他之前的那些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生怕连累到他们。
但是这个时候，让所有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已经辞官退居金陵的王安石居然挺身而出上书皇帝为苏轼求情，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正因为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才得到了从轻发落，保住了一条命。
要知道在所有人的心中，王安石和苏轼都不是一边的人，他们两的关系说是水火不容、不死不休也不给过。在大家的眼中，就算是任何人谁来为苏轼说话，都不可能王安石。而且当时苏轼本人都已经屈打成招，别人还能说什么呢？
更何况当时王安石自己的情况也不好。熙宁七年（1074年），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群臣都向宋神宗诉说新法的免行钱之害。
曹太皇太后（慈圣皇后）、高太后（宣仁皇后高滔滔）这两位宋神宗的长辈也向神宗哭诉，说“王安石乱天下”。让宋神宗这位一直以来坚持变法的皇帝也开始怀疑变法的正确与否。
最后宋神宗也开始厌弃王安石，罢免了他。王安石不仅受尽群臣攻击遍体鳞伤，还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个人孤独的居住在金陵，独守贫寒之家。
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能够不顾个人好恶，在苏轼的亲友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的时候，上书皇帝为苏轼申冤。要知道苏东坡正是因为功绩新政而惹祸，可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可见王安石的高风亮节。
其实王安石和苏轼两人对立的原因也仅仅只是因为政治观念的不同。对于对方的道德品格、文学成就，两人都是极为认可的。苏轼还曾经说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是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互为知己，尽释前嫌
苏轼在乌台诗案之后，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任满之后被调到汝州任职。在任职途中他路过金陵专门停留了一个月，就是因为要想要拜见王安石：
《后山谈丛·卷四》苏公自黄移汝，过金陵，见王荆公。公曰：“好个翰林学士！某久以此奉公。”公曰：“抚州出杖鼓鞚，淮南豪子以厚价购之，而抚人有之，保之已数世矣，不远千里，登门求售。豪子击之，曰：‘无声。’遂不售。抚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声。熟视而叹曰：‘你早作声苏轼儒家思想，我不至此。’”
在陈师道《后山谈丛》的记载中，两人相谈王安石十分赞赏苏轼的才华，认为他可以做个翰林学士。“好个翰林学士”一言，原是南唐的李后主被俘虏到开封时，宋太祖接见他时说的话。王安石把这句话送给苏轼，无疑再说苏轼的才学不亚于李煜。
此时的两人，已经互相认为对方是自己的人生知己。两人不仅讨论学识上的事情，同样讨论朝堂上的事。苏轼还为王安石写了四首诗：《次荆公韵四绝》。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次荆公韵四绝其三》
在交谈之后，两人已经对过往的争斗互相谅解释然了，对对方的政见也已经有了理解。从这种诗是最后两句就可以看出来，苏轼不仅想在王安石家附近买田置业，和王安石作为邻居好友，甚至开始认为王安石的政治思想才是正确的苏轼为王安石讲了精、神、动静的道理，自己十年前就应该理解王安石，跟随王安石。
之后，苏轼又给王安石写了两封信：《与王荆公二首》。
《与王荆公二首其二》某顿首再拜特进大观文相国执事：某近者经由，屡获请见，存抚教诲，恩意甚厚。别来切计台候万福。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屦，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仪真一住，又已二十余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向屡言高邮进士秦观太虚，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诗文数十首拜呈。词格高下，固无以逃于左右，独其行义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者，某请以身任之。此外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习医药，明练法律，若此类，未易以一二数也。才难之叹，古今共之，如观等辈，实不易得。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其他无所望也。秋气日佳，微恙颇已失去否？伏冀自重。不宣。
在信中他又说起了自己想在金陵买田的事情：“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屦，老于钟山之下。”
只可惜这一愿望并没有能够实现，但是苏轼还是十分的想要和王安石多多相聚：“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而且苏轼在文中对王安石的身体还十分的关切：“秋气日佳，微恙颇已失去否？伏冀自重。”
而且苏轼还向王安石推荐了自己的学生秦观，说秦观：“行义修饬，才敏过人”，还送了几十首秦观的诗词让王安石品鉴：“今得其诗文数十首拜呈。”想让往往是多多的在别人赏誉秦观，提高秦观的文名：“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
可见苏轼是真正的把王安石当成了自己的至交好友。
之后王安石也回来苏轼一封信：《回苏子瞻简》。
《回苏子瞻简》：某启，承诲喻累幅，知尚盘桓江北，俯仰逾月，岂胜感慨。得秦君诗，手不能舍，叶致远适见，亦以为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不知公意如何？余卷正冒眩，尚妨细读。尝鼎一脔，旨可知也。公奇秦君数口之不置，吾又获诗手之不舍。然闻秦君尝学至言妙道，无乃笑我与公嗜好过乎？未相见，跋涉自爱，书不宣悉。
在信中说道自己也极为喜欢秦观的作品，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得秦君诗，手不能舍。”不仅如此，连王安石的女婿叶致远都十分喜欢，觉得秦诗“清新妩丽，”和鲍照、谢灵运相似。
还开玩笑的问苏轼会不会笑话我和你一样如此喜欢秦观的诗词：“无乃笑我与公嗜好过乎？”
可以看出王安石和苏轼这两人，不仅人生态度很相似，连喜好都十分的相似。
王安石与苏轼的不合，仅仅是前期在政见上的不同。但是两人的政见虽然不同，却都出于爱国之心、谋国之忱。
他们两人的品格都很高尚正直，在学上都有卓越的成就和崇高的声望。所以虽然是朝堂上的天敌，却也是人生中的知己。
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后，苏轼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王安石赠太傅制》中，高度的评价了自己的这位政敌兼知己，称赞王安石为“希世之异人”，要行“非常之大事”，“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参考资料：
《后山谈丛·卷四》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二》
《宋·东坡年谱简编》
《宋史·苏轼列传》
《宋史·王安石列传》
《临川先生文集》
《东坡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