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弘扬儒家思想的历史背景对于儒家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弘扬儒家思想的历史背景对于儒家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从来对于儒家思想秉持至诚大公的态度，弘扬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在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又吸收了近代西方先进思想，因此，他是中西文化的集大成者。
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不仅在于继承，而尤在于发展。
孙中山先生对于儒家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哲学思想的发展使儒家思想由知识变成了科学，实现了儒家思想的现代化，他的这一伟大功绩是永远值得我们牢记的。
一、孙中山先生弘扬儒家思想的历史背景
对于儒家思想，孙中山先生向来秉持至诚至正大公的态度给予充分肯定的评价，从不因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改变，学术思想潮流的转化而稍有游移。甲午以来，中国国难日深，中国政治界和思想界出现了三股潮流。一股以[满寇]倭仁为代表，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泥古不化，拒绝一切改革；一股以康有为为代表，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表现出了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儒家思想虚伪到了极点，利用儒家思想为政治服务的意图；一股以谭嗣同为代表，他的“仁学”是对儒家思想的彻底否定。
很明显，在大变局下,儒家思想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先生揭起了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的旗帜。
在辛亥革命以前，他就谈到要“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
他对“共和”的解释，阐发了我国传统的民族精神。他指出：“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勿谓我国民无理想之资，勿谓我国民无进取之气，即此所以慕古之意，正富有理想之证据，亦大有进步之机兆也”。正是这一对“共和”的阐释，表达了他继承儒家理想的志向，奠定了他的大同世界的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背弃前盟，暴行帝制，解散国会，滥用公款，谋杀人才，迫害党人，孙中山先生发表讨袁檄文，引用《书经》：“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及“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句，鼓舞人民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讨伐袁世凯，并揭露了袁世凯假祭孔祭天，借儒家思想实行帝制的阴谋，指出：“国多忧患，而郊祀之典礼未忘”。孙中山先生坚持儒家思想是始终如一的，并未因反动派利用儒家思想而动摇对儒家思想的信心。
五四运动后有一股潮流全面否定儒家思想，今天看来是错误的，然而在当时，声势不可谓不盛，力度不可谓不大。在这股潮流的冲击下，一般文人、学者随波逐流，而政客和野心家，则变幻畴张，加以利用。当时，能够审时度势，正确对待这股潮流的，惟有孙中山先生一人。充分表现了孙中山先生挽狂澜于既倒的远见卓识和非凡勇气。首先，他对新文化运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20年1月，他在给海外同志的信中，有这样的一段评论：“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刊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遂致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同时，孙中山先生又对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盲目追随所谓新文化，对我国的文化失去信心，全面否定儒家思想的行为，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评，指出：“近年来欧洲盛行的新文化……，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我们中国的新青年，未曾过细考究中国的旧学说，便以为这些学说就是世界上顶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了几千年了”。他还针锋相对地指出：“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孙中山先生还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孙中山先生的观点显然是对陈独秀和吴虞偏颇谬论的有力驳斥。孙中山先生还指出：“仁爱的好道德，中国现在似乎远不如外国。中国所以不如的原故，不过是中国人对于仁爱没有外国人那样实行，但是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
近代反孔以来，一再打压儒家思想，尤以文革时期“批孔”达到极致。至今，我们已经能明显看到其恶果孙中山先生：弘扬儒家思想的历史背景对于儒家的关系，大多数人已能认识到当年的偏颇和谬误。但在近百年前，首先站出来维护儒家思想，维护我国的传统道德，回击对儒家思想的攻击，正确评价新文化运动，以孙中山先生为第一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大无畏的革命风范，深邃的理论素养和崇高的人格魅力，这些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二、儒家思想在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中的地位
所谓地位，就是说儒家思想在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中究竟占多少份量，不光是指其重要性，而尤在指其成份。对此，半个多世纪以来众说纷纭。
最先做出评价的当属戴季陶先生。1925年，戴先生写成《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指出：“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
大陆有些学者则否认孙中山先生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道统的继承者，并否认传统文化是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的核心。
儒家思想在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中占多大成份，应当以孙中山先生的自我评价为依归。1921年12月，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曾经问孙中山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孙中山先生明确地回答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学说完全就是儒家思想的继承呢？这样说也不科学，因为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学说博大精深，即包括哲学思想，又包括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它的来源既有中国儒家思想的精华孙中山先生：弘扬儒家思想的历史背景对于儒家的关系，又包括西方的先进思想。这也是孙中山先生所肯定的。他指出：“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中山先生还说：“兄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实是集合中外的学说，顺应世界潮流，在政治上所得到的一个结晶品”。
孙中山先生是熔古今中外进步思想于一炉的学问大家。他引进西方先进政治经济思想加以改造，他继承中国儒家思想精华加以发展。他自称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极其准确地指出了他的学说思想的来源。
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来源于儒家思想。蔡元培分析主要来源于中庸之道。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则来源于儒家思想和西方先进思想的融合。
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学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因为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学说不但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而且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理论。他是中西文化的集大成者。
三、孙中山先生对儒家思想的发展
孙中山先生思想学说的形成有“因袭”、“规抚”和“独创”三个途径。以往的研究对于其“因袭”和“规抚”探讨较多，而对于“独创”则涉及较少。而孙中山先生“有所独见而创获者”，对于中国的革命和民族贡献独大，最具现实意义，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愈益彰显其时代的特色。下面试以孙中山先生对儒家思想的发展看孙中山先生对中国社会的贡献。
孙中山先生对儒家思想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即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哲学思想。
孙中山先生对于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主要在民族主义。
儒家民族主义思想中有一个重要的观念，那就是：严夷夏之防或明华夷之辨。儒家一向对此甚为注重，认为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也是中华民族保持其文明的生活并继续向前进步所必须坚守的阵线。
所谓华夷之分，首先见于《尚书•舜典》“蛮夷猾夏”的论述。这一区别，似乎是在虞时即已形成。
孔子曾对管仲攘夷之功大肆称赞说：“如其仁，如其仁”，“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儒家民族主义的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有助于防止先进民族的文化受到野蛮民族的侵略和破坏。他指出：“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
在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发展上，孙中山先生的独创主要在于对“忠”、“孝”和“修身”的阐释上。而这恰恰是对近代中国乃至现代中国最有意义的方面。1924年3月，孙中山先生演讲三民主义，他认为中国民族所以能生存几千年，必有其所以能生存的长处，那就是固有的道德与智能。他针对当时许多祠堂把原写有的忠字铲去的事实，对忠字加以重新阐释，“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实在是误解。……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近代，对忠作新的阐释的，孙中山先生是第一人，这就是他的独创。他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为国为民，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孙中山先生对“忠”的观念加以改造，对“忠”的内涵加以新的阐释，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古往今来，就有许多野心家、阴谋家利用“忠”的观念，愚弄人民，也有许多愚忠之人，陷于彀中而不能自拔。近代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据说陈公博本不愿投日，但因其忠于汪精卫，终于走上了叛国的道路。因此，孙中山先生提出要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不应忠于一姓一家，至今仍有警世含义。
孙中山先生对于儒家哲学思想的发展在于创立了“知难行易”学说。儒家思想一贯重视求知。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并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孟子则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并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然而，明确提出“知难行易”，乃是孙中山先生的独创。孙中山先生是以批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推行“知难行易”说的。孙中山先生指出：“阳明言知行合一，中国古书又言，知之非艰，行之为艰。兄弟思之，此似是而非者也。兄弟谓之，行之非艰，知之为艰。虽将旧习学说推倒，此学说上古有人觉悟，而未有能证明之者。然兄弟能得一学说，打破古人之旧学说，即一味去行之谓也。今即以古人之说证明之，中国大成至圣有云：民可使由之儒家思想虚伪到了极点，不可使知之。孟子言，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商鞅又云：民可与乐成，难与图始，从可知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实中国上古圣贤遗传之学说”。孙中山先生还指出：“就知和行的难易之先后说，凡百事情，知了之后才去行，是很容易的。如果不知也要去行，当中必走许多‘之’字路，经过很多的错误，是很艰难的。为甚么不避去那种错误的艰难？因为知是很难的。如果要等到知了才行，那么行的时候，便非在几百年、几千年之后不可，恐怕没有定期了。所以我们人类，有时候不知也要去行。”。
1929年9月23日，国民政府立法院党义研究会成立，胡汉民先生演讲《从党义研究说到知难行易》。他指出：“宋儒说：……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无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这种一旦豁然贯通的用力，是完全离开事实的，是禅家“顿悟”的说法，不但不适用于今后的世界且不足以解释以前儒家原有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中国人在过去的时期中，很多被这种‘用力’的主张所误，要求什么‘一旦豁然贯通’，却终于不能临到这‘一旦’。总理以为这种错误，非急加纠正不可，于是推翻古来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成说，而创知难行易的学说”。
针对胡适之先生认为知难行易说的第一个根本错误，是把知行分得太分明，认为知行不能分开，主张知行的合一，胡汉民先生说：“非难知难行易学说的人，往往拖出王阳明先生来做保障，说什么知难行亦不易。我们过细把这句话想一想，觉得它的结果与效用，通通是等于零。阳明说：‘知是行的主义，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又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儒家思想虚伪到了极点，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因此形成了他的即知即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的知行合一说，知行合一之说，在理学家的修省功夫上，诚然有相当的价值，但是理论则与现实不符”。
胡汉民先生继续指出：“总理说：‘我们不应该把知同行不问场合，都放在一个人身上。王阳明不懂得分工的道理，以为行的人便得知，而不知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已是一个普遍明显的定例。……我们不能曲就阳明的说法，把知看作极简单的一回事。要晓得一知半解的知，算不得是真知’。总理说：‘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含科学之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所以凡没有经过真切的研究，没有找到确实的基点的，不能说是知。实行者临行之时，事理上所暗合之知甚大，但脑筋之所应用之知则甚微。知与行的道理，的确应该相结合，但知与行是两回事，两种工作，却无从合一”。
蒋中正先生则于1939年3月15日发表了《行的道理》（行的哲学），并进一步建立了《力行哲学》的理论体系。其“力行哲学”与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说是有一定区别的，秦孝仪先生也认为是“在太阳之下，别燃一灯”。其区别主要在于孙中山先生认为阳明“知行合一”说，与其“知难行易”说，旨趣不同，而蒋中山先生则认为此两种学说，仍“彻上彻下，只是一贯”。
孙中山先生在总结其研究先贤理论而创立“知难行易”说的历程时说：“当革命破坏告成之际，建设发端之始，予乃不禁兴高采烈，欲以予生平之抱负与积年研究之所得，定为建国计划，举而行之，以冀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隆盛之地焉。乃有难予者曰：‘先生之志高矣、远矣，先生之策宏矣、深矣，其奈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何？’予初闻是言也，为之惶然若失。盖‘行之惟艰’一说，吾心亦信而无疑，以为古人不我欺也。继思有以打破此难关，以达吾建设之目的，于是以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以励同人。惟久而久之，终觉奋勉之气，不胜畏难之心，举国趋势皆如是也。予乃废然而返。专从事于‘知易行难’的问题，以研求其究竟。几费年月，始恍然悟于古人之所传、今人之所信者，实似是而非也。乃为之豁然有得，欣然而喜，知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则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也。倘能证明知非易而行非难也，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同时，孙中山先生又指出：“夫‘知行合一’之说，若于科学既发明之世，指一时代一事业而言，则甚为适当；然阳明乃合知行于一人之身，则殊不通于今日矣。以科学愈明，则一人之知行相去愈远，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则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不合于实践之科学也”。
蒋中正先生则认为：“总理提倡‘知难行易’的学说，其目的在于鼓励实行；而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其主旨也是在于提倡实行”，“总理注重实行的精神与阳明学说的本质在行的意义上并无出入”，并且认为：“我们今日是既离不开科学上知识的知，更加离不开修养上良知上的知”，“我们要贯彻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必须辅之以王阳明‘致良知’的哲学”。同时总结说：“这两种哲学，就作用方面说，可说只是一个，因为统是注重在动的方面，而且统是注重在行的哲学”。
孙中山先生使儒家思想由知识变成了科学，使儒家的哲学思想由古代哲学变成了现代哲学。他实现了儒家思想的科学化和现代化。他的这一伟大功绩是永远值得我们牢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