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分离
“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分离
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雷德斐尔德以研究乡民社会而闻名。1956年，他发表了《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书，提出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区分，用以说明在比较复杂的文明中，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在他看来，所谓的“大传统”是指都市文明，而所谓的“小传统”则是指地方性的乡土文化。更广地看，大传统是社会精英及其所掌握的文字所记载的文化传统，而小传统则是乡村社区的俗民或者乡民生活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因此“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分离，前者体现了社会上层生活和知识阶层所代表的文化，多半是由思想家、宗教家经过深入思考之后所产生的精英文化或者精雅文化，而后者则是一般社会大众的下层文化。
虽然雷德斐尔德的大小传统之分是以他自己关于墨西哥与中美洲的研究为基础，但他认为，这一对观念适合用于研究任何一个古老文明的社会，因为在这些社会中，上层文化、经典文化比较突出，与下层文化的距离较大。与此同时，以往学者的研究和兴趣都长期集中在大传统，成绩也很突出，这些文化中的小传统比较容易被人忽视。虽然雷德斐尔德是一位主张注重小传统的学者，但他也肯定两者是互补的，对理解一个文化有同等的重要意义。
不同文化中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关系，很难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另一方面，研究视角的不同，关注的方面自然也就不同。我们可以认为，在文化的早期进程中，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离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碑界，因为任何一个复杂文明的特色主要是由其大传统所决定的。从这一点来说，大传统的构成和发展有着决定的重要性。因此，研究早期文明的发展，必须注意大小传统的分离，以及此后大传统的型构。
大小传统分离的标志主要是：阶级的分化、国家权力与统治阶级的形成、权力管理和神职人员的专职化；文字形成，用文字来记述历史和思想的专职人员被分离了出来。事实上，“文明”的定义就是大小传统分离的标志：公共权力有组织化为国家、城市与居住都邑的贵族生活的兴起、分工专门化所造就的精英阶层等等。
大小传统的分离与文明的起源在历史时间上常常是一致的。当然，在中国，虽然公元前21世纪的夏王朝建立，习惯上被认为是中国文明的诞生标志，但早在龙山文化时期，中国便已经有了不少文明的要素。因此，单就中国来说儒家思想的来源是，大小传统的分离与文明的起源不一定是同一回事。
无论如何，在一切有古老传统的大文明中，文明的传统特色都主要是由大传统所决定的。因此，我们若要理解一个特定时空之内的文化实体，必须要先综合地考察大小传统。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虽然小传统所代表的俗民生活可能相当的重要，可以使得我们对文化的了解具体化，但对于了解一个在长时间段内连续发展的文化传统来说，“大传统”显然更为重要。可以说，大传统规范、引导整个文化的方向，而小传统则提供真实的文化素材。
大传统的诞生固然是从小传统中分离出来的，是后于小传统形成的，而大传统一旦分离出来、形成之后，由于知识阶层的创造性活动，经典的形成，使得大传统成为了型塑文明传统结构形态的主要动力。大传统为整个文化提供了“规范性”的要素，形成了整个文明的价值内核，成为了有规约力的取向。
虽然传统的传承中也有变异，大传统会不断地从小传统中吸取新的养分，或是根据小传统基础的变化发展出一些新的方向，但经典时代所型塑的气质，总的来说还是相对持久恒定的。所谓的中国文化基因的形成，正是主要在大传统分离出来以后逐步形成的，而早期儒家思想，也正是这一大传统发展的结果。
近代以来，由于古文字学的发达，字源学的研究不仅有了长足的进步儒家思想的来源是，还对各人文学科的发展有不同的推动作用。不过，就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儒家思想的来源是，字源学考索的限制，也不能不加以认识。
一个世纪以来，以“说儒”、“原儒”为名的论著特别的多。其中，又以字源学研究为主导。用字源学的方法来讨论甲骨文、金文是否有“儒”字“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分离，以及其在古文字早期的意义，无疑是有学术价值的，但这种对“儒”字的考释在理解儒家思想的根源方面却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这不仅是因为，对古文字的考释破译、专家的意见有很多的不同，还是因为这种对字源的研究往往游离了儒家思想探源的方向，甚至产生了误导的作用。
古文字学家将甲骨文中的一个字释为“需”，认为是求雨的巫祝，并认为这就是儒的起源。这样一种研究和结论对理解儒家思想的起源有什么意义，是很值得怀疑的。正如，即使肯定“道”字的字源意义是携带异族人的首级而行以驱邪，又对理解先秦老庄道家的起源有何意义？
当然，如果孔子以前的中国古史文献全都不可信，那么我们除了这种对字源的研究，似乎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不过，虽然我们不能像一些史学前辈那样，将疑古和半殖民地意识加以联系，但我们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中，依然可以认为，学术的发展正在要求我们“走出疑古时代”。
研究一种思想的起源，首要的是关注此种思想体系的诸元素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历史上，如何获得发展，如何经由文化的历史演进而演化，以及其气质和取向与文化传统的关联。不去处理这些课题，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古文字中是否有“儒”字，根本无从说明思想发生的历史。摩西、佛陀和穆罕默德的伟大思想都不能从他们的职业来得到根本的说明，字源、制度和社会的因素都有其意义，而思想的传承，才是思想史研究的起点。
我们仔细研究和整理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发展历程，便会得到一个相当明晰的印象——孔子与早期儒家思想所发展出来的那些内容，并不是与西周文化及其发展方向对抗、断裂而产生的，它们与西周文化及其走向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结关系。正如杨向奎先生所指出：“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孔子对周公的倾心敬仰，荀子以周公为第一代大儒，都早已明确地指出了儒家思想的根源。可以说，西周礼乐文化就是儒家产生的土壤，西周思想为孔子和早期儒家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性的基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在前孔子时代，便已经有儒家思想了。
同时，西周文化又是早期中国文化漫长演进的产物，经历了巫觋文化、祭祀文化而发展为礼乐文化，从原始宗教到自然宗教，又发展为伦理宗教，进而形成了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产生的深厚根基。
更向前溯，龙山文化以降，中国经历了中原不同区域文化的融合发展，在政治文化、宗教信仰、道德情感等不同领域中，便已经逐渐地发展出了比较稳定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又体现为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弟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天民合一的存在信仰、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
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早期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产物，体现了夏、商、周三代传衍的传统，以及其养育的精神气质，影响了后世近三千年的中国。
DREAM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