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传承首先要认识文化的价值文化有用吗？

文明传承首先要认识文化的价值文化有用吗？

文明传承首先要认识文化的价值

文化有用吗？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文学家萨特就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文学能顶什么用呢？”不仅如此，就文化整体而言，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文化又有什么现实用处呢？客观地说，如果把文化看作是使饥饿的人果腹，或将文化仅仅局限于现实的目的，确实起不到什么作用。

但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追问：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又将会怎样？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变故中，文化的抉择，往往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存，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发展方向。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从短暂的时间段里可能显现不出来，但是，如果总是用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理解文化，历史将会给予严厉的惩罚。秦汉兴替，就是鲜明的例证。秦朝二世而亡，根本原因就是蔑视文化。而汉代绵延400年，核心问题就是崇尚文化，外王内霸，都是文化在起到关键作用。

30多年前那场真理标准讨论的历程，最初只是哲学的命题，最后转换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物质力量。这一看得见、摸得着的伟大实践，充分展现了文化的价值，理论的意义。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样写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具有这种强大的逻辑力量和物质潜能。只有那种能够说服人的理论才具有这样的力量。如果想要说服人，这种理论就必须彻底；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务的根本。在这样的情况下，精神的力量就会彻底、深刻，且具有颠覆性，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文化就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近百年来，我们过于仰望科技的力量文明传承首先要认识文化的价值文化有用吗？，以为科学主义决定一切，而极大地忽略了文化的价值。其实，历史的进步，文化最终决定着发展方向。至少可以这样说，作为物质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技术与作为精神文化层面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相互依存。任何偏倚，都必将遭受顿挫。这是已被历史所反复证明的一个基本事实。

文化重建应从敬畏开始

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因此，敬畏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之一。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强调天人之际，过去基本是作为唯心主义受到批评，实际上，他们强调要敬畏自然，尊重传统，恪守现状，追求仁爱中正，维护和谐秩序。由此看来，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就是和谐，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如果违背了这个理念，蔑视自然，践踏传统，必将受到历史与自然的双重惩罚。显然关注传统文化，这种理念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尊重历史与自然的过程中，人依然要有很多作为。最重要的就是礼与法的建设。贾谊《陈政事疏》：“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用现在的话说，礼的作用主要在事故、灾难等发生之前；而法的作用主要在事故、灾难发生之后。“禁于将然之前”的礼，其贵在能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细小，使民从开始就见善则迁关注传统文化，畏罪而离，不知不觉自动地从善避罪。但是礼的作用见效较慢而难，所谓“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而法的效用则比较快。尽管如此，法是必要的，但行法必须合乎礼，即要依礼行法。就是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相附而成，缺一不可。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的目的，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过生活。他们要人人互相尊重，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要每个公民在某个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因此，他们制定了最广泛的‘礼’的规则。”又说：“中国的立法者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帝国的太平。在他们看来，服从是维持太平最适宜的方法。从这种思想出发，他们认为应该激励人们孝敬父母；他们并且集中一切力量，使人恪守孝道。他们制定了无数的礼节和仪式，使人对双亲在他们的生前和死后，都能恪尽人子的孝道。” 礼在各民族文化中占有不同的地位。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有所分化。很多民族的早期礼逐渐转化为宗教和神学，礼至多只是礼俗而已。而中国，礼与法律、政治、伦理、宗教、哲学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由礼俗而礼制、而礼义。

傅雷在1961年2月7日给傅聪的信中说：“中华民族从古以来不追求自我扩张，从来不把人看做高于一切，在哲学文艺方面的表现都反映出人在自然界中与万物占着一个比例较为恰当的地位，而非绝对统治万物、奴役万物的主宰。因此我们的苦闷，基本上比西方人为少为小；因为苦闷的强弱原是随欲望与野心的大小而转移的。” 傅雷的话，接触到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近代西方强调天赋人权，所以积极进取，鼓励竞争，马克思强调阶级斗争，也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较大的差异。

在近代转型中，中华民族经过了太多的屈辱，太多的悲愤。多少仁人志士，抵御外强，前赴后继，寻找救国图强的道路。从旧的文化藩篱中冲杀出来的知识分子，也试图在自身的机制上寻找落后的原因。面对着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严酷现实，很多人将中国落后挨打的缘由，归结到传统文化上。他们高扬反封建大纛，打倒孔家店，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扫地出门。在以后长达半个多世纪时间里，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乃至前几年文化热讨论中颇为盛行的“全盘西化”论，无不是文化激进主义的突出表现。众所周知，一种传统文化，历年既久，积弊渐多，若群起而攻之，一朝廓清也许并非难事。但是，倘若建立起一种新的、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就确非易事了。本世纪初期的文化激进主义，激烈的反传统倾向，虽然一快胸襟，但是却忘记了矫枉过正这一基本的辩证法则。真理往前多走一步也许就成为谬误。对于传统文化不分清红皂白地口诛笔伐，乃至弃如敝屣，在本世纪中后期，就日益显示出严重的后遗症。中国文化或者“东倒”(学习苏联模式)，或者“西歪”(全盘西化)，漂泊无根，无所适从。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社会进步也到了一个新兴时期，这个时候，文化的作用便会越来越重要。遗憾的是，很多情况下，文化依然还只是工具。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文化是经济的附庸。而今，我们又强调文化的价值，而在很多人眼里，文化还是为政治唱戏。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封建糟粕与优秀传统长久并存，辉煌壮丽与色彩暗淡，前后映衬，轻易的否定与简单的肯定，都是文化自信缺乏的表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文化体制与机制改革作为主题，从战略的高度，将文化提升到与政治、经济、军事同等重要的地位，硬实力与软实力并重。文化不仅是产业，更是事业。我们应当从战略的高度来审视传统文化，保护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提供新鲜血液。

探索传播传统文化的新途径

文化传播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现代传媒如电视、报刊乃至现代互联网等，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由央视《百家讲谈》而迅速走红的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一方面她的《论语》讲座得到大众热情欢迎，《论语心得》一书也成为极度走俏的畅销书；而另一方面，于丹近日遭到了清华、北大等十名博士的联合抵制，在网络论坛上联名发表《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认为于丹“极度无知”，要其从《百家讲坛》下课，并向观众道歉。为此，我曾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的采访，我们更需要一批人出来宣讲传统文化，让专家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为大众所认知。在普及与提高之间，其意义很难说谁高谁低、孰轻孰重，重要的是要有人去做。普及传统文化，这一工作本身就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至少，这种讲座唤醒了很多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至少，给大众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领域的大门；至少，会让他们停下匆匆的脚步，回过头来或侧过脸来，看看这些学术圈内的人到底在做些什么。如果传统文化只局限于少数人的事业，只局限在一个狭小的空间，甚至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很多的学者在争来争去，而老百姓对它视而不见，就实现不了我们文化传承的目的。

现在还有更多的拓展空间。具体建议如下

将传统文化的讲座拓展到社区。我们的社区，过去的邻里之间非常亲近，而今，随着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人们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好，而邻里之间的交往却越来越疏远，以致老死不相往来。当然，人们追求个性的独立，但是在追求自由的同时关注传统文化，也陷入了孤独。诚如现代人本心理学家弗洛姆《逃避自由》一书所说，现代的人们更渴望交流。通过这种讲座，传播知识，联络感情。现代的问题是各个社区不平衡，高档社区人才济济，一般社区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专门人才，就可以通过招募志愿者的方式，发挥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当然，在制度上也应当给予相应的鼓励。

传统文化的触角再度深入学校。高等教育机构没有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我本人就是这样进入清华大学的。当时一个在读的大学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我们需要双筒猎枪》的文章，希望理工科大学进行人文素质教育，从此开启了全面的素质教育的序幕。现在中小学生也是如此文明传承首先要认识文化的价值文化有用吗？，但是往往限于教材。我建议可以举行各种讲座。有的时候，这种讲座可能会对孩子产生终身的影响。记得1975年，浩然到我们学校讲座，就直接决定了我的文学人生的选择。

传统文化的讲座还可以进入厂矿。过去我们的工厂现在多已演变成了公司，很多大的公司强调公司文化，往往多空泛。其实还可以将这种活动多样化，引入传统文化教育。在过去的《红楼梦》《水浒》讨论中，在厂矿涌现出很多平民专家。虽然这是一种政治运动，但是对于传播传统文化也具有积极意义。

从事企业的人都知道，市场需要培育，文化市场同样需要培育。基层是一个社会的细胞，也是传统文化传播的巨大市场。这里，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