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文化主流是儒家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陈寅恪的文化主流是儒家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陈寅恪

我认识、了解的陈寅恪先生，可以用这样十二个字来概括：儒生思想、诗人气质、史家学术。

先谈儒生思想。我觉得陈先生的文化主流是儒家思想。听说当初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有三位名教授，一位是冯友兰先生，一位是汤用彤先生，一位是陈寅恪先生，当时就有儒、释、道三种说法。冯先生是大胡子，人称“冯老道”，代表道教；汤先生是研究佛学的，是代表释教的；陈先生就是儒生，代表儒教，故时人用儒、释、道三字来代表这三位教授。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我想还是用陈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思想是介于湘乡南皮之间。湘乡指曾国藩，曾国藩的思想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孔孟之道，是儒家的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曾作过《讨粤匪檄》，檄文的主要内容就是讲中国的名教，讲孔孟之道，讲弘扬儒教；说太平天国要破坏中国的名教，破坏中国的孔孟之道关于儒家思想的作文20000字，要搞耶稣，搞西方的那一套东西。所以曾国藩的思想的核心及他一生的行为、言论的表现都可以说是典型的儒家。而陈先生说他的思想介于湘乡南皮之间，可见他对曾国藩的敬仰。南皮指张之洞，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也是陈先生钦佩之人。当然，介于湘乡南皮之间的说法是比较早期的说法，是上世纪30年代的说法，到了60年代陈先生晚年是否依然如此呢？我觉得是没有根本的改变的。关于此点，吴雨僧先生在他的日记中也曾经提到过，说寅恪的思想没有改变，还是跟他开初想的一样。

陈寅恪先生在审查冯友兰教授哲学史的报告中，又说思想出入于“咸丰同治之际”，为什么陈先生不说“同治光绪之际”或“光(绪)宣(统)之际”，而说“咸丰同治之际”呢?至今我对此也不能很好地解释。我只有想，曾国藩是死在同治十一年(1872)，是否陈先生所说的“咸丰同治之际”是与“湘乡南皮之间”相呼应，以推崇曾国藩呢？陈寅恪先生的思想，是以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这一点，我还想通过一些日常生活小事来加以说明。他在给王观堂的挽诗中已经讲了关于儒家传统文化。有一位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讲过这么一件小事：王静安先生遗体入殓时，清华一些老师与学生都去了，对王先生遗体三鞠躬以敬礼。不久，陈寅恪先生来了，他穿着袍子、马褂，跪在地下叩头，并是三叩头，一些学生见陈先生行跪拜礼，也跟着行跪拜礼。实际情况我不大知道，我们至少可以知道陈先生在王静安先生入殓时行的是跪拜礼，这个就是封建文化、封建传统的很典型的一个表现。陈先生不行洋礼三鞠躬，而行传统跪拜礼。

还有一个例子，我也是听别人说的。说陈先生在国学研究院时，有一些陈先生的学生到上海陈先生家中去谒见散原老人，散原老人与这帮学生谈话，散原老人坐着，这帮学生也坐着，而陈先生是站在旁边的，并坚持到谈话完毕。这说明什么？这是过去时代很严格的旧式家庭的礼教，指导这种礼教行为的是什么思想呢？当然是儒家思想，是孔孟之道。

还有一个例子。今年暑假，天气太热，我看新近出版的《郑孝胥日记》。《郑孝胥日记》共五本，两千多页，我用五十天的时间翻了一遍。郑孝胥死于l938年，散原老人是“七七事变”后，拒绝服药、进食，在忧愤之中过世的，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当时做汉奸的郑孝胥与散原老人是老朋友。郑孝胥在东北与另一位叫陈曾寿的老朋友谈到散原的去世，非常悲哀。他居然也悲哀!他不知道自己与散原实际上是完全对立的两个立场。l937年下半年，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听说散原去世了，在他身边有一个儿子，就是在清华做教习(他不用教授)的那个儿子。他说，这个儿子既不给散原开吊，自己也不服丧，言外之意，似乎这个儿子是离经叛道的。1937年冬，郑孝胥从东北跑到北京来，在某一天日记中，他写道：到散原家吊唁，见到陈隆恪及陈登恪。郑孝胥在东北听到的谣言，说陈寅恪先生不为父亲开吊、不穿丧服。我想是因为当时北平已经沦陷，陈先生才不愿意开吊，但是郑孝胥日记中说陈先生不服丧，是胡说八道。因为就是1937年11月份陈先生全家到南方途经天津时，我曾亲见陈先生穿着布袍子，即传统孝子的衣服关于儒家思想的作文20000字，陈师母头上还戴着白花。所以说，散原老人去世后，传说陈寅恪先生不开吊是有可能，是因为陈先生不愿在沦陷区开吊、办丧事，但是说他不服丧，是郑孝胥的传闻之误，也可能是他的偏见。从这个例子来看，陈先生遵守、维持传统礼俗，也就是尊重传统文化。

接着前面“湘乡南皮之间”说关于儒家思想的作文20000字，南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要是讲船坚炮利，指西方的声光电化，而陈先生对西方之学的认识，比张之洞要高得多。关于此点，我们从陈先生留学时期与吴宓的谈话(据《吴宓日记》)中看出，如陈先生对照中、西方哲学，认为西方哲学比东方哲学高明，更有思辨性，所以，陈先生对西方的文史之学有很深刻的认识。陈先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现在什么方面呢?当然，不表现在船坚炮利。陈先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方面表现在学术自由。陈先生送北大学生的诗，季羡林先生已引其一(“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其二是这样说的，“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说天生我这么一位狷介的儒生，我念书不是为别人，是为了我自己，我根据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研究。然后又对北大学生讲，“平生所学宁堪赠”，我平生所学没有什么值得告诉你们的，最后一句，“独此区区是秘方”，意思是只有这区区的一点是我的秘方。秘方是什么呢?就是“读书不肯为人忙”，就是强调读书一定要独立，独立思考，并有独立之思想，不为别人希望的某种实用主义左右而读书。对学术自由，陈先生是一直坚持下来的，直到解放后写《柳如是别传》，我觉得这一点是陈先生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的一个方面。

还有一点，就是蔡鸿生教授《“颂红妆”颂》中谈到的“颂红妆”。陈先生所谓的“颂红妆”，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西方男女平等、民主自由之思想，当然，他的思想比西方民主自由还更深一步，对红妆的理解，对红妆的同情，对红妆的歌颂，他的思想基础，还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如果没有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完全是儒家的东西，如孔孟之道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那就是另外一种想法。所以说，陈先生的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三纲”“六纪”是他信奉的东西，同时，也有“西学为用”，他的“西学为用”表现在学术自由，表现在“颂红妆”等许多方面。这看来似乎很矛盾，实际上恐怕并不矛盾。因为人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特别是在转变时期，有这方面的东西，也有那方面的东西，可以理解。

第二讲陈先生的诗人气质。气质是什么东西，比较复杂，包括性情、感情、思想等。陈先生诗人气质是十分浓厚的。他作诗有各方面的因素与条件。首先是他的家世，散原老人是一位著名诗人，成就很突出。据说宣统年间(1909—1911)，有一个叫陈衍的福建诗人立了一个“诗人榜”，榜上没有第一名，实际上第二名就是第一名，这个第二名就是汉奸郑孝胥，第三名就是散原老人。可见当时公认散原老人的诗是很好的。陈先生的父亲是大诗人，陈先生的母亲俞夫人，也有诗集传世。他的舅舅俞明震，也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有名的诗人。所以，陈先生的家世是一个诗人的家世，他从小受到作诗的训练，受到了诗的熏陶，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觉得陈先生的诗人气质还表现为多愁善感。这是老话了，诗人都多愁善感，陈先生也是这样的。善感，陈先生是一个有丰富感情的人，特别是《柳如是别传》中表现出感情非常丰富、非常深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多愁呢，李坚先生讲陈先生诗中体现的悲观主义，讲得十分细致。陈先生确实有悲观主义，这与他后半生的经历有关：抗战时期避难来到南方，已经流离颠沛；后来香港沦陷，又流离颠沛；然后回北京。这几件事不能等量齐观，但都使他产生一种流离颠沛的感觉，因而出现害怕战争、躲避战争的想法，加上陈先生晚年眼病，经过三十年逐渐加深并最终失明，复又腿部受伤，卧床不起，这切身的折磨使他感到悲观，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陈先生的诗人气质，我想还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我的老师洪煨莲先生有一个口述自传，有英文本，听说香港也出了中文本。在自传中，他讲到，他在上世纪20年代“一战”期间到哈佛去，夏天，在哈佛校园中看见一个中国学生口诵中国诗歌，来回朗诵。这位学生的衬衣整个都露在裤子外边。大家都知道，从前西方穿衣服，衬衣后部因很长而应塞入裤子里面，露在外面是一种不礼貌、非常可笑的行为。洪先生看到这人有些奇怪，就问别人此人是谁，别人告诉他，这是哈佛大学很有名的一个学生陈寅恪的文化主流是儒家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叫陈寅恪。从此记录可见陈先生是落拓不羁，有诗人气质的。

由诗人气质我联想到陈先生很喜欢对联。他常以对联这一形式来开玩笑。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聚会，他作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意思是康南海(康有为)是梁启超的老师，而这帮学生为梁启超的学生，所以这帮学生也就成为了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下联是“大清天子同学门人”，意思是王国维先生是南书房行走，在某种意义上是宣统的师傅，你们呢，就是宣统的师傅的弟子，与大清天子是同学啦!可见，陈寅恪先生对联语很感兴趣，而且有一挥而就的才能。

大家都知道，陈先生出过中文题，一题目为“孙行者”陈寅恪的文化主流是儒家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据说考试时，有学生对为“胡适之”，这个学生就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周祖谟先生。我问过周祖谟先生，他说确实如此，不过后来与胡适先生见面时，不敢把这件事告诉他。除此事外，那一年研究生的中文考试卷中也有一个对联：“墨西哥”，据说也没有人对出来，这是听北大西语系英语教授赵萝蕤先生说的。赵先生那年从燕京大学毕业，考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这是在纪念吴宓先生的会上听说的。由此想到，季羡林先生去韩国后回来说，韩国的人也很喜欢写对联，好像吃饭时以写对联来唱和，作为一种游戏。对联不仅仅是简单的几个字，还可以了解平仄。对联要对得好很不容易。我们北京大学有一位现已过世的王瑶教授，为纪念他出了一本纪念文集。文集中有很多很好的文章，很感人的文章，是王先生的学生写的。文章后附有一些对联，但与感情丰富、文采飞扬的纪念文章，极不相称。对联甚不工整，甚至不像对联，说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古典文学的训练方面还有待改进。我觉得，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如果不能写一点诗，不能够写几句古文的话，恐怕不是很完美的，这正如研究京剧的人应会唱几段一样。

第三点我想谈的就是陈先生的史家学术。陈先生的学术是很广泛的，博大精深，但归根到底是史家，即陈先生的研究重点在历史。虽然陈先生精通多种语言，研究佛经，又受德国兰克学派的影响，对中国古典文献也非常熟悉。总而言之，他具备了各方面的条件来研究历史。陈先生的历史之学归根到底得益于什么?陈先生脑子非常灵敏、敏锐，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可以看到。怎样分析陈先生研究历史看得这样透彻、分析得这样精深呢?我觉得与辩证法有关系。就是说，陈先生的思想含有辩证因素，即对立统一思想、有矛盾有斗争的思想、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思想。在许多混混沌沌之中，他能很快找出重点，能因小见大，而这些思想、方法与辩证法有关。比如说，他讲唐朝的政治，把中央的政治与少数民族的情况联系起来，把看起来没有关系的东西联在一起，陈先生的论文很多属于这一类。我们从中看不到的关系、因果和联系，陈先生却能发现。又如，讲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陈先生从这篇文学作品联想到魏晋时期堡坞的情况。还有，讲唐朝制度的来源，陈先生能找出众多来源中的重点，加以分析。再如，对曹魏宫中事无涧神事，陈先生认为无涧神就是阿鼻Avici，即阎王爷的地狱，并由无涧神考察到曹魏时期可能已有佛教在社会上层流传。又如，陈先生考证武惠妃的卒年，究竟是在当年年底，还是在次年年初，与当时政治无甚关系。但陈先生的考证，是为了考证杨贵妃入宫，杨贵妃是什么时候入宫的。而考证杨贵妃入宫的时间，是为了考证杨贵妃什么时候嫁给寿王，是否合卺。而杨贵妃与寿王是否合卺(是否以处女之身入宫)，与李唐皇室不讲礼法、具有胡族之风的事实是相连的，这才是陈先生所要说明的问题。

我所讲的陈先生的史家学术，都是在陈先生解放以前著作中所见到的。从《柳如是别传》就更进一步看到陈先生写书时的确非常投入，设身处地，把自己搁在钱谦益与柳如是当时的环境之中。对钱谦益、柳如是两人该肯定的地方肯定，该否定的地方否定，富于理解与同情。这部书与陈先生过去的著作有很大的不同，里面有很多地方表现了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如用偈语、律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与历史人物浑然融为一体。这种做法，是陈先生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周一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