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坚持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

发掘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坚持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

摘要：孔子、孟子是儒家文化的杰出代表，是几千年来历朝历代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文化精神。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璀璨明珠，它经受了历史长河的考验与洗礼，依旧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熠熠生辉。发掘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坚持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辩证统一，做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去粗取精儒家文化是不是一种管理哲学，去伪存真，让古老灿烂的中华文明展现出不朽的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孔子、孟子是儒家文化的杰出代表，是几千年来历朝历代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文化精神。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璀璨明珠，它经受了历史长河的考验与洗礼，依旧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熠熠生辉。发掘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坚持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辩证统一，做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让古老灿烂的中华文明展现出不朽的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载体是儒家经典，儒家学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生生不息。它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为核心、最有特色、最具魅力和凝聚力的一部分，是中华文化之根源。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思想学派，历来以思想文化方式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从儒家经典中寻找解决现实难题的办法”的观点，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中外有识之士所接受。74位诺贝尔得奖者及工作者一致呼吁，人类若想在下一个世纪继续享受美好的生活和发展，必须学习2500多年前的孔子儒家思想。

在人类进入21世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每当谈及传统文化时，他常常把儒学作为代表、以儒家文化为例，引经据典，捭阖纵横。他多次参加与儒家文化有关的活动，对孔子及儒家学说对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作用给以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论断，充分肯定了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和作用，标志着我们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境界，为加强儒家思想文化挖掘阐发传播，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遵循。

儒家文化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大致经历了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以及近现代儒学四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孔子在总结、概括和继承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基础上创立儒学，其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的学说。这里，仅截取孔子到荀子这300年，便可足见一斑。

春秋末期，铁器牛耕的使用，提高了生产力水平。礼乐崩坏，封建制逐步确立。在这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一些学者、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对社会变革提出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在儒家学说中，孔子创立的“仁”学，把“仁”看作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他将“仁”亦即群体和谐当作社会治理活动的总目标，以“礼”亦即等级制度作为实现这一总目标的方法，确立“重礼义、行仁政”的总方针，由此形成的伦理政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愈加惨烈。以弘扬孔子学说为己任的孟子，在率众弟子周游列国途中，看到连年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沉重灾难，深感民众之苦和统治者以民为本的重要性。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只有实行仁政，才能结束列国纷争的局面。为此，孟子将孔子“仁”的学说由伦理道德规范提升为治国之道，提出了一种理想国家的范式——仁政，强调统治者要重民、亲民、富民，体恤民生，并将重民思想推向高峰，进一步发展了儒家学说。

在实现群体和谐的基本途径上，孔子主张用等级制度规范人的行为，以实现“礼”的目标。“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也是儒家长期奉行的礼治观。而荀子则站在人类社会整体的角度来论述“礼”的正当性，他认为社会混乱局面是人性的“恶”造成的。“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荀子·礼论》），人们的相互争斗必然要打破整体和谐。荀子按照当时的社会实际，改造了孔子的礼治思想，形成了以儒家礼义仁政为主，法家法治耕战为辅的全新思想体系。主张用制度化的“礼”，约束人的非份之想，保护人的正当需求，以避免人类社会在经久不息的混乱中灭亡。

为此，荀子重新规定了“礼治”内容。首先，他继承了孔子关于“礼”是等级制度的观点，但反对区分贵贱高下，主张依据个人能力，特别是功劳的大小划分等级，“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其次，荀子借鉴了法治观点，主张“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治者待之以刑”（《荀子·王制》）。对服从统治的人给予等级的保护，对不服从的予以法律制裁，并强调礼法并用并不意味着两者地位相当，“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荀子·劝学》）。在荀子看来，法是用来维护礼的工具，礼是立法、执法的指导思想。唯有这种兼用法律手段的礼治，才是天下大治有效途径。由于荀子的观点符合社会实际发掘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坚持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因而备受秦汉人的推崇，广为流传。因此，当今党领导下的立法、执法、监督，这是党领导的根本要求。

两千多年以来，儒学经历了百家争鸣的盛世，也曾受到过外来文化的冲击。在历史的沧海浮沉中，儒家思想始终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中流砥柱。儒学创建伊始，就非常注重不断吸收融合其他各家思想来发展自己，因而在诸子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实行野蛮的“焚书坑儒”政策，使儒家思想遭到严重破坏。在汉朝儒学第一次走向辉煌。在汉末魏晋时期，由于玄学和道教兴起，儒家学派受到冲击而使儒学走下坡路。尽管儒学的正统地位仍保持着，但已失去了垄断地位。宋王朝统一天下后，伴随程朱理学应运而生，新儒家出现，儒学发展达到顶峰。清朝中期以后，程朱理学受到批判，儒学陷入衰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开始对儒家思想文化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儒学的影响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显现，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全球兴起学习中文、学习中国文化热，孔子走向世界。同时，“新儒家思潮”从海外传入，刺激并促进了大陆新儒学的再生，其思想引发强烈争议。

儒学的起起落落启迪我们：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立国的平台。观察国家兴亡，评说君王成败，莫忘文化的作用。制度如舟，文化似水。水浅不载舟，水涸难行船。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种好的制度，都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作支撑。优秀文化可以涵养与导向良好的国家管理体制和政治制度，而糟粕文化必将从根本上豢养与引诱出祸害。没有“文化”，可以毁灭文化。在众多开国者中，秦始皇嬴政的历史功绩，堪称儒学时代之雄。但他一生最大的错误，莫过于焚书坑儒。为了禁锢人民的思想，他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焚毁六国史书和民间所藏《诗》《书》及诸子百家语，只允许保留医药、占卜算卦的书和农书。其中，曾深藏于宫中的六国史籍从此绝迹，还有460个儒生在咸阳被活埋了。由于秦始皇失去了儒家文化的支撑，粗暴推崇法治，他的方针政策尽管有效却又是冷酷暴虐的，他的统治手段尽管决断却又是残忍血腥的，他的执政风格尽管雷厉风行却又是不仁不义的，他的一生尽管极力追求长生不老，誓将皇位一世一世地传袭下去，但最终是一场噩梦，仅到秦二世便偃旗息鼓、土崩瓦解。汉武帝刘彻之所以能成为史上“功绩卓越的君主”，固然与先前“文景之治”打下的坚实基础相关，但他采纳董仲舒的主张“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疏通和发掘到了中国儒学时代所必须的文化资源，绝不可小觑。旧的文明需要新的血脉，只要它不拒绝接纳新的文明，就一定会如同凤凰涅槃一样，在新的历史火焰中重生。历经磨难，儒学没有消亡，峰回路转，浴火重生。儒家文化中深厚的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和力行意识等等，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新时代里，仍具有较高的道德价值、教育价值和政治价值。历史经验表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变达、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基本思想理念，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发，可以为当今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它有利于筑牢理想信念、坚定价值追求，有利于践行宗旨诺言、站稳人民立场，有利于勇担责任使命、夯实执政之基，有利于做到居安思危、涵养忧患情怀。今天，我们传承弘扬儒家文化，就是要坚持“古为今用”原则发掘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坚持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大力弘扬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基本思想理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建设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的起起落落启发我们：传承天地阔，超越生命强。文化是精神支柱，是凝聚力，非常重要。但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构成一个社会结构整体，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综合反映，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虽然文化不能决定一切，但它具有很强的相对独立性，既能积极适应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统治阶级的发展要求，又可以与社会发展互为支撑、相互作用，从而更好地影响时代经济、政治发展。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创造性成果，文化同时具有超越时代的文化基因和文化价值。就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贡献而言，完全可以和古希腊的文化贡献相提并论，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两座巨大高峰。儒家文化对东方世界的影响，虽然也有起伏涨落，但并未大起大落，更未出现过文化断层，它像黄河长江一样，一直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而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这就是超越时代的文化基因与文化价值的魅力所在。当然，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辉煌，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蓬勃发展相关。比如，思想环境是宽容开放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创造自由、争鸣自由、流动自由、发展自由景象。即便在同一学派里，也可以自由发展，可以述而不作，可以标新立异。

儒学为孔子所创，孔子故后，儒分为八。其中最有学术成就且对于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孟子、荀子。其实，孟荀的思想体系有重大区别，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孟子学说重点在“仁”，荀子学说重点在“礼”。因为如此，二人才各成为大家。诚所谓“龙生九种儒家文化是不是一种管理哲学，种种有别”，唯其种种有别，龙的家族才得以兴旺发达。如果只有遗传，没有变异，不主动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那么这种遗传就是退化。孟荀虽有较大分歧，毕竟都以儒学自命。而荀子的学生韩非、李斯，一个干脆成了法家，一个因忠诚法家学说而成为政界要人。特别是韩非，他虽师从荀子，苦读儒家学说，研习仁义礼治，但看他的文章，却是一道二法，老子学说对他的影响很大，申不害、商鞅的学说对他的影响更深。他是公认的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习于儒门却不拘泥于儒门之学，虽为法家但不局限于前辈法家之法，借鉴道家更不安从于道家之道，如此广收博采，才使得他比前辈法家站得更高，成就也更大。这恰恰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的成就所在、光荣所征。这说明，文化应该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积极顺应时代发展变化需求，展示鲜明的时代性、先进性、规律性和创造性，才能具有凝聚力和生命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命光荣，任重道远。

儒家学说的起起落落启示我们：人类进步的灵魂是创新，文化发展的灵魂在于转化。复兴不是复古，文化传承弘扬重在转化、贵在创新。文化似水，不是停滞不动的，是上善若水。继承、创造、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保存和兴盛的规律。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发展历史，正是一个不断吸收新文化、接纳新文明，不断推进新的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源，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导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从而使华夏文明魅力永恒。今天，我们传承弘扬儒家文化，需要努力做好的工作有许多，包括整理辨析、保存保真、研究挖掘、传承弘扬、转化再造、创新发展等等，其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辩证统一，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着眼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服务人民大众需求。在精华与糟粕的辨析整理基础上，立足于传统文化本身，努力在理念上、内容上、表达上、形式上等各层面上，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像北京故宫博物院那样，不断为传统文化注入时代的新的元素，做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诠释，让古老文化活起来。要立足现实国情，坚持以传统文化为依托，接续优秀基因，致力于解决当今的新时代问题，推进创新性发展，不断提出新概念、新观点，建设具有蓬勃生命活力和鲜明先进性、人民性、科学性、创新性、时代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就是文化复兴与文化复古的界线。站在新时代，我们应当重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不是一种管理哲学，吸收儒学的优秀思想，但这决不意味着在社会制度和思想指导上回归传统、回归儒学，将儒学化作中国道路和方向的指导，注定要葬送社会主义。儒化没有出路，西化更是死路。传承弘扬儒家文化，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我们大力提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祭拜孔子，阅读经典，并不是简单回归儒学、回归传统，更不是独尊儒术。比如，对待“尊孔读经”的争论，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对的。关键在于，我们首先要弄清为什么要尊，如何尊？为什么要读，如何读？我们可以从传统文化包括儒学经典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但绝不能指望数千年前的传统文化能够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对于儒家文化，我们不能像历代王朝那样只是简单看重论证等级制度的合理性、维护既定社会秩序的政治职能，而是要吸取其中治国理政、道德教化的哲学智慧和人生伦理智慧，发掘它塑造中华民族特性的特殊功能，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动力、智力支持和政策保证。

“以古为鉴，可知兴替。”衰败出自文化，成功也出自文化。儒家倡导的“博爱、厚生、公平、正义、诚实、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谐、法治”等思想道德，仍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价值理念和高尚精神。我们只有深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新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古老灿烂的中华文明才能展现出不朽的永久魅力和新时代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