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文化——心忧天下，敢为人先！！

长沙文化——心忧天下，敢为人先！！

古代长沙称“潭州”，别名星城，是著名的楚汉名城、山水洲城和快乐之都。长沙建城达3000余年，作为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具有三千年灿烂的古城文明史。长沙其名，有据可考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关于“长沙鳖”之说。春秋战国时期，长沙属楚国，楚成王时设置黔中郡，辖长沙。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长沙郡为秦36郡之一。现代长沙是具有深厚湖湘文化底蕴的历史文化名城和优秀旅游城市，也是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城市；市外辖长沙、宁乡二县和浏阳市，城内有芙蓉、天心、岳麓、开福、雨花、望城六区，以及四个国家级开发区：麓谷高新技术开发区、星沙经济开发区、浏阳生物工业园、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总面积11819平方公里长沙文化——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其中市区面积1938平方公里；总人口731万人，其中市区人口410万人。2014年，长沙的经济总量7810亿元，其综合竞争力排名全国第十、中西部地区第一。

长沙精神为“心忧天下长沙文化——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敢为人先”，长沙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是湖湘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占据湖湘文化的核心地位。长沙文化集中体现了湖湘文化的优点：崇尚经世致用，崇尚尚武精神，崇尚敢为人先。长沙人文风格深受文化底蕴的影响，一是济世讲“里手”（长沙方言，“内行”的意思）；二是处事很“霸蛮”（长沙方言，即强悍、倔强、野性）；三是行事作风“泼辣”（体现了敢作敢为）。在这种悠久文化的熏陶下，造就了无数济世救国的人才和改革创新的精英。

崇尚经世致用，济世力求“里手”

“经世致用”，即重视实践的务实性，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注重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是实践理性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意识的集中体现。从宋代湖湘学派创立时起便已形成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在长沙人士中代代相传。一个岳麓书院，传承了千年文明和文人向往。近代以曾国藩为首，胡林翼、郭嵩焘为两翼，继桐城派之余脉，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化流派。“唯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八个字，道出了湖湘文化的深刻底蕴。

其一，学与政兼。长沙文化中政治意识极为强烈，特别是到了近代，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可以说，近代长沙文化各个层垒上的代表人物，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守旧的，都说得上是相应阶段的政治活动家。他们在理论上、实践上实行的都是“学与政兼”，甚至完全使学从属于政。戊戌时期，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大部分立志要做务实笃行、经国济世的政治干才。第一批招取的40名学生中，在短短的10余年里，有大半死于国事，于中国政治有重大影响的就有蔡锷、范源濂等10余人。在近代以来，长沙名人辈出。如谭嗣同、唐才常、焦达峰、陈作新、刘少奇、何叔衡、谢觉哉、李维汉、李富春、胡耀邦、朱镕基、郭亮、肖劲光、许光达、王震、杨勇、宋任穷、唐亮、甘泗淇、陶峙岳、杨昌济、徐特立、田汉、欧阳予倩、周光召、袁隆平等在全国有重要地位。

其二，学与用兼。深受长沙文化熏陶的名人中，不仅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也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政教制度。在这一方面，郭嵩焘与曾纪泽是先行者。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新政运动，可以看作是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最早尝试。在学习、宣传和实施西方民主共和制度时，不仅出现了杨毓麟、陈天华、章士钊等一大批文字宣传家，而且也出现了为民主共和实现而浴血奋战的实干家，如黄兴、宋教仁等。袁世凯复辟帝制，奋起捍卫共和成果、护国讨袁的是蔡锷。当民主共和被后来的军阀政客偷梁换柱，仅仅变成一块空招牌时，湖南一师毕业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志士又乘时而起，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转而以俄为师，把反帝爱国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把爱国主义发展到了崭新阶段。

其三，学与精兼。长沙文化造就的士子表现出博于问学、明于睿思、笃于务实文化精神。受艰苦卓越的学者王夫之启迪，形成了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经世派文化群体。及至维新运动，湖南巡抚陈宝箴和谭嗣同等执意革新，“一意以开发风气为先务”。直至为中国革命提供指导思想的一代伟人毛泽东……“格物致知、实事求是”的精神无不是一脉相承，具有的独特人格精神魅力，长沙士人们创造出了大放异彩的学术思想和巨大的政治事功。

其四湖南人文历史介绍，学与教兼。湖湘学派的形成，标志着湖湘文化已经从“荆楚文化”中相对地独立出来，自成体系。而湖湘学派的中心地带，就是长沙。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建立岳麓书院。宋真宗时，湘阴人周式担任岳麓书院的山长，受皇帝赏识，御赐“岳麓书院”匾额，使岳麓书院成为培养本土人才的基地。岳麓书院的创建时间，仅晚于白鹿洞书院(创建于940年)，是我国也是世界最早的大学之一。欧洲至12世纪中叶才出现大学，岳麓书院比欧洲早两百年。由于注重教育，长沙人也形成了尚学的风气。目前，大众教育水平仍然处于全国的先进水平，有知名高校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湖南中医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其中杂交水稻、人类干细胞、有色金属材料等研究居国际领先地位。

崇尚尚武精神，处世敢于“霸蛮”

“尚武精神”，即临难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尚武精神在长沙文化中非常突出，由此构成了长沙文化独特的强力特色，具有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这是中外对湖南和长沙有所了解的人士都承认的。林语堂在《中国人》中说:“至湖南人则勇武耐劳苦，湘军固已闻名全国，盖为古时楚国战士之后裔，具有较为可喜之特征。”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在19世纪下半叶数次考察中国，谈论中国当时17个省份人群的性格特点时，就赞扬湖南人，“忠实、正直、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上粗犷、反抗心强，更是该省居民的性格特征。”“军事精神十分突出。”而在这些精英群体中，长沙士人则是典型代表。

长沙文化有一特质就是“蛮”。影响至今，就是长沙人常说的“霸蛮”，一般人都带有原始野性，不喜循规蹈矩，遇事有股“不到黄河心不死”、“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劲头。“激越灵动、吃苦拼博”可以看作贯穿长沙文化的主线之一，指的就是长沙士人的奋斗精神。长沙人有不受拘束的生猛活脱之性。也勇敢重义，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临难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充满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

一是“霸蛮”在视死如归上。在尚武精神的熏陶下，长沙人在中国历史上，以死铭志，舍利取义的例子不胜枚举。三国末年，董卓之乱，长沙太守孙坚率先带领长沙子弟兵讨伐董卓。唐朝政治家和诗人吕温《题阳人城》歌颂道:“忠驱义感即风雷，谁道南方乏武才？天下起兵诛董卓，长沙子弟最先来。”张拭的学生吴猎、赵方等都是卓有战功的抗金将领。宋朝末年，蒙古军进攻长沙，李芾领导长沙人抗战，坚持数月，岳麓书院学生也英勇参战，全体壮烈殉国。李肖聃在《湘学略》中记录：“岳麓精舍诸生，乘城共守，及破，死者无算”，使蒙古骑兵感受到了长沙人的战斗精神。宋代遗民诗人郑思肖的《咏制置李公芾》诗云：“听得北人歌唱里，潭州城是铁州城!”长沙城失守以后，张拭后代张唐又在永州、邵阳一带起兵抗元，被俘不屈，英勇牺牲。

二是“霸蛮”在挺身而出上。在中国动荡的历史长河中，领导救世救亡的群体中经常能看到长沙士人的形象，因此，长沙士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可以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许多重要的领袖人物都是长沙士人，他们身上都体现了湖湘文化的精神，而他们的活动中心都在长沙地区。戊戌变法时期，长沙是湖南也是全国的维新活动的中心之一。谭嗣同、唐才常与梁启超、熊希龄、陈宝箴等开展了一系列维新活动，他们创办了南学会和时务学堂，筹办了武备学堂，创办发行了《湘学报》和《湘报》。从而，使湖南风气大开。在辛亥革命的核心组织同盟会中，长沙人黄兴领导的华兴会是主要武装斗争的力量。黄花岗72烈士不少是长沙人；蒋翊武、黄兴是武昌起义的主要军事领导人；武昌起义后第一个响应的是湖南省，第一支支援部队是湘军。故当时流传俗语：“广东人的口，江浙人的钱，湖南人的血。”

三是“霸蛮”在艰苦卓绝上。“吃苦拼搏”的长沙文化精髓孕育了长沙人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人文风格，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展现出一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抗日战争时期，以长沙等为中心的地域是抗击日寇的主要战场之一。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连续发生了三次长沙会战。第三次击毙日寇5万多人，其高级指挥官靠直升飞机营救逃脱。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盟国军队的首次胜利记录。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说:“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而长沙之大捷无不得益于长沙人民的同仇敌忾、不屈不挠的“霸蛮”劲。在长达两年多的战火蹂躏下，英勇的长沙人民积极支持盟军对日本侵略军的作战，青年参军参战，妇嬬踊跃支前，矢志不渝地以各种形式反抗侵略。

崇尚敢为人先，行事作风“泼辣”

长沙人喜欢吃辣椒，有“辣不怕”的声誉。这种“辣不怕”的精神，可以说也是文化延伸的结果。长沙文化具有阳刚的内涵，这种阳刚之气体现在人文风格上便是“泼辣”。“泼辣”即刚毅果敢，意指“扎硬寨”、“打死战”的精神，这在近代动荡的历史际遇里，找到了最好的结合方式，长沙士人喷射出火辣辣的生命热能，造就出一个前赴后继的人才梯队。这批文化精英，正是凭着“泼辣”的原始秉性，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所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所谓“救中国自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决不只是豪言壮语，而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即以谭嗣同为例，同是维新变法，就和梁启超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在温和的维新人士中，他显得非常另类，主张以流血的方式“冲决网罗”获取胜利。“流血”是他文集中十分闪亮的词语，诸如：“誓杀死天下君主，使流血遍地球。”“今日中国就是要闹到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谭嗣同以他的行为，践行了敢为人先的“泼辣”作风。百日维新失败之后，康、梁流亡日本，谭嗣同本可一同前往，但他却偏激地选择了英勇就义，决心以流血震惊世人，唤醒民众。他非常固执地确立了这样的信念：“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就义之际，从容自信，惬意痛快：“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使世人感叹其“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情怀。

长沙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湖南人文历史介绍，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就在于它具有博采众长、敢为人先的开放精神。这种文化交融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其一，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其二，与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融。其三，与不同学派之间的交融。长沙教育家杨昌济坦言：“余本自宋学入门，而亦认汉学考据之功；余本自程朱入门，而亦认陆王卓绝之识。”他甚至以子思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为号召，希望“承学之士各抒心得，以破思想界之沉寂，期于万派争流，终归大海。”他的这种认识和主张，充分表现了湖南文化开放精神。其四，与外国文化之间的交融。明末清初，大批耶酥会士来华，在传教布道的同时，也传授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到了近代，曾国藩首倡清政府派遣出洋留学生。戊戌期间，谭嗣同等人摆脱传统束缚而大力提倡西学，甚至樊锥、易鼐等人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黄兴、宋教仁等人探索民主革命的救国道路，易白沙、杨昌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对新文化运动方向的探索，以及毛泽东等人后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尝试，都蕴含着博采众家、广为交融的开放精神和独立奋斗、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

现代的长沙，虽然经济谈不上十分发达，可也有在国内外独领风骚的作为。如长沙士人在沉寂多年后，看到了信息时代的舆论重要性，短短几年内媒体湘军便异军突起，形成了“国内电视看湖南”的格局。不但长沙的新闻出版、电广传媒和动漫业已居全国领先地位，就是娱乐业、休闲业和餐饮业也在全国享有盛名。这些，都无不得益于长沙文化所积淀的丰厚底蕴和创新精神。

长沙文化也具有自身的弱点。首先是传统观念比较重，容易走极端。长沙人的 “霸蛮”，尽管体现的是一种坚韧的生命力和意志品质，从消极方面看容易流于保守。在近代历史大变革的每个时期，湖南几乎都是进步与保守势力针锋相对的地域，长沙尤其突出。洋务运动的领导人是湖南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但是，洋务运动却在湖南受阻。长沙等地设置的电线杆也被视为异物而毁坏，带头者竟是岳麓书院的学生。维新变法时期，湖南创立时务学堂，巡抚陈宝箴任命熊希龄为提调(校长)，由黄遵宪提议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讲述变法思想与“公法”、“格算”等西学，在全国开风气之先河。但是，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等群起反对，迫使巡抚让步，熊希龄辞职，梁启超离开。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时代环境有关，也与长沙传统观念的弱点有关。其次是缺乏商业意识与现代经济头脑，在湖南经商的人很多是江西人、广东人。这个缺点也被霍利希芬看到了，他在说了湖南人的优点之后又说，“湖南人没有商人精神”，“在银行业、商业界看不到湖南人。”中国传统社会本来就重农轻商，长沙尤为突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入，长沙传统文化的一些弱点正在受到洗涤。目前，长沙、株洲、湘潭融为一体的大格局正在形成，倚南岳，临洞庭，跨湘江湖南人文历史介绍，北通江汉，南极粤港，其博大精深一定会令全世界刮目相看。悠久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一旦完美契合，长沙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一定会焕发出奇葩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