飨：重庆传统历史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王川平读者
编者按
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对重庆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优秀的人文精神积淀给予了高度评价，对重庆人坚韧顽强、开放包容、豪爽耿直的个性和文化给予充分肯定。近期，我们组织市内文化学者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遵循，对重庆地域文化和人文精神开展研究，形成了一批初步成果，现摘要刊发，以飨读者。
重庆传统历史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王川平
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对重庆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优秀的人文精神积淀给予了高度评价，对重庆人坚韧顽强、开放包容、豪爽耿直的个性和文化给予充分肯定。
重庆是一座历史悠久之城。从历史和文化看，重庆曾经四次对世界作出过重要贡献。
第一次，两百万年前，巫山人出现，使古老的东方大陆第一次飘扬起人类的旗帜，亚洲有人了!这改变了人类起源和世界人口布局。其后在相近的湖北建始县发现的距今200万年的建始人，进一步证实了巫山人发现的意义。
第二次，宋代，大足石刻。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千年之后，以宋代石刻为主体的大足石刻完成了佛教教义与佛教艺术的中国化。1986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参观大足石刻时，连声说道：“这完全是中国的了，完全是中国的了!”
第三次，钓鱼城，宋元之际。钓鱼城是重庆保卫战的前哨阵地。1259年，击伤蒙古大汗蒙哥并致死于北温泉，使蒙古最高领导权形成真空，引起成吉思汗家族对欧亚战局作出调整，世界格局为之改变。
第四次，二战与抗战时期，重庆城。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交汇点，在二战与抗战中发挥了其他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1942年10月10日，中国政府在重庆宣布重庆民俗文化，由于中国坚持抗战，赢得世界的尊重，英美政府同意签订平等新约，废止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雪了百年耻辱。抗战胜利之时，赴渝谈判的毛泽东饱含胜利激情和民族自豪感，奋笔写下“庆祝抗战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一时期，重庆也得到了大发展，完成了城市的近代化，成为与华盛顿、伦敦、莫斯科齐名的世界名城。
因历史和时代的需要飨：重庆传统历史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王川平读者，1997年重庆再一次成为直辖市。直辖后的重庆按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努力奋进，硕果累累，正在朝着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的定位目标阔步迈进。这个定位就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这个目标就是：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面对新时代的新任务和新要求，相信重庆一定会实现更好的发展并对世界历史作出新的贡献。
拥有如此光荣历史的城市，也孕育了既丰富厚重又多彩鲜活的文化。重庆文化细分则有巴文化、三峡文化、移民文化、大后方抗战文化、革命文化和以工商发展为动力的近现代都市文化。这其中，巴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现于刎颈存城的巴蔓子身上，他忠勇、爱国、刚烈、诚信的品格成为重庆人的性格基因，这在钓鱼城军民的抗争历史上得到体现。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的过程中，重庆的革命文化彪炳史册。牺牲时年仅二十岁的重庆青年邹容，用热血和生命写成《革命军》一书，号召用革命推翻专制的清王朝，建立“中华共和国”，为辛亥革命的到来做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呼唤。体现了敢作敢为、开天下之先的核心价值。
总之，重庆文化多种合流，可以用“巴渝文化”来统称。它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悠久厚重，开放前行，与时俱进;二是重商厚工，终成大城;三是英雄情怀，道义担当，敢为天下先;四是大山大水，喜山乐水，且仁且智，与山水共和谐。
通过对巴渝文化的梳理分析，我们深深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庆人的个性和文化的重要论述是对重庆悠久历史文化和优秀人文精神积淀的充分肯定，对新时代探索重庆人文精神提供了基本遵循，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开展重庆人文精神研讨，加快培育重庆人文精神。
首先飨：重庆传统历史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王川平读者，重庆人文精神生长孕育于大山大川之间。我们祖先在艰难险峻中养成乐山乐水、仁山智水、坚毅劲勇的性格。
其次，从区位关系看。重庆依托大西南，连接长江上游与中下游，中国西部与中东部，连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沟通滇黔川陕并远达珠江流域，联络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这种独特的区位优势重庆民俗文化，注定了重庆自古以来就是坚韧顽强、开放包容的城市。
再次，从人文历史看。自古及今，重庆英雄辈出。巴蔓子刎颈存城、忠勇诚信;巴寡妇清兴办实业，捐资报国;钓鱼城军民忠勇卫国、坚忍卓绝;邹容发时代先声、勇立潮头、敢作敢为;卢作孚实业兴邦、服务社会、爱国救国;抗战重庆救亡图存、共赴国难;歌乐山英烈宁死不屈、不忘初心;改革开放以来，重庆人民奋力前行，乘势而为，借西部大开发和三峡移民东风，再次成为西部唯一直辖市。如此种种，尽显一个忠字，一个勇字。忠心救国、保国、建国、强国，勇于开拓、开放、率先，勇于效命国家和理想，勇于直面艰难困苦，直面奉献与牺牲。
最后，面对新时代的新任务，重庆迫切呼唤城市人文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点”“两地”“两高”的目标定位高屋建瓴，深得人心。重行千里，庆致广大，前行需要能量，重庆需要人文精神。
(作者系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中国作协会员)
追梦路上的重庆人文精神
周勇
重庆是一座山环水绕、江峡相拥的山水之城，是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人文精神的历史文化名城。“坚韧、顽强、开放、包容”的重庆人文精神贯穿其间，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追求真理，矢志不渝的“坚韧”。近代以来，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迫重庆开埠。先进的重庆人为救国救民而追求真理，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写下了独特而精彩的篇章。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开始在重庆传播。1920年3月12日，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创建。留日归国的杨闇公结识了吴玉章，于1924年创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
在确知中共存在并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之后，吴玉章、杨闇公主动宣布解散中国青年共产党，率先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共中央批准，1926年初，先后成立了中共重庆支部、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直属中央领导，管辖四川党组织，杨闇公任书记。从此川渝革命形势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党中央充分肯定“川省现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有为别省所不及者”。
敢作敢为、屡仆屡作的“顽强”。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在四川建立革命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主张，进而策动了泸顺起义。这是除北伐主战场外，国内支援、配合北伐战争最重大的军事行动，也是我党最早独立领导的大规模军事斗争。参与领导的吴玉章、刘伯承、朱德、陈毅等成为“南昌起义”的中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血雨腥风笼罩中国，重庆尤其严酷，共产党人之不屈与顽强于斯为甚。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四川省委四任书记杨闇公、傅烈、刘愿庵、穆青和大批共产党人英勇献身。到1935年，重庆已没有党组织和党员。1936年，失散的红军党员漆鲁鱼回到重庆，成立了重庆救国会，再一次举起党的旗帜。随后重新成立了重庆党组织，在南方局领导下继续奋斗。
抗战时期，重庆是全中国遭受日军野蛮轰炸规模最大、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为惨重的城市。但重庆人民“愈炸愈强”，这座不屈之城始终巍然挺立，成为未被日军攻占的最大城市，赢得了抗战的胜利。美国总统罗斯福曾专门致信，称赞重庆“人民屡次在猛烈空中轰炸之下，坚定镇静，屹立不挠”“将使后代人民衷心感动而永垂不朽”。
重庆解放前夕，革命先烈留下了《狱中意见》，总结教训，警示后人。20世纪80年代，被概括成“狱中八条”，如今已成为共产党人、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黄钟大吕。
登高涉远、勇立潮头的“开放”。四川盆地沃野千里，在古代历史上曾创造了“扬一益二”的辉煌，也形成了固守家园、温饱即安的盆地意识。近代以来，重庆人担负起冲出盆地，走向世界，吸吮人类文明，寻求救国之道的历史重任。
在开放的新天地里，重庆人以“江流出峡，一泻千里”之势，“以汉魂而吸欧粹”，趋东瀛，赴欧美，学苏俄，重庆青年邹容在日本写下了“雷霆之声”的《革命军》，吹响了推翻清王朝的号角。也产生了邓小平、赵世炎、聂荣臻、刘伯承、杨尚昆等伟大的革命先驱。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向世界的全方位开放中，重庆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战略支柱、中国外交由屈辱走向平等起点的重要基础。这是从鸦片战争以来落后挨打的国家地位重新走向国际平等地位，甚至初步显现世界大国形象的开始。
近代以来，重庆从僻处四川东部的区域性军政中心，逐步发展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城市，抗战时期成为中国大后方的经济中心。新中国成立后，重庆担负起新中国工业基地，特别是三线建设基地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把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重任赋予重庆，重庆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排头兵的姿态，从开放入手，走向全世界。“开放”成为40年来重庆历史最显著的特征。1997年，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重庆走上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全局的最前沿。
精诚团结、海纳百川的“包容”。古往今来，重庆是一座移民的城市，四方杂处，八面来风，铸就了它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品格。这种状况在抗日战争时期达于高峰。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就国内而言重庆民俗文化，重庆“包容”了各种政治力量，形成了全民族的最大公约数。以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旗帜，以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携手合作为基础，在重庆实现了全民族的大团结，最终凝聚起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磅礴力量。
重庆就是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重要的政治舞台。周恩来、董必武和南方局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创造了红岩精神，一代又一代的重庆共产党人，尤其是埋葬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中的先烈们是红岩精神的继承者、发扬者，他们以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今天，我们要继承重庆人文精神，弘扬其时代价值——实现梦想的“坚韧”、攻坚克难的“顽强”、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开放”、全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包容”，为建设“两点”“两地”“两高”新重庆，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作者系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重庆人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
蓝锡麟
自古及今，重庆人都以豪爽耿直而著称。从人类文化学视野考察，这样一种地域特色极其鲜明的群体性格，之所以能够逐渐形成，并且长久传衍光大，是自然、军事、社会、民俗四大要素交相作用的结果。
大山大川的自然熏陶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指出：“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对于任何地域的人，自然要素都是形成群体性格的基础要素，重庆人的性格形成自不能例外。
晋代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里明确指出，汉末巴郡的“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他注意到了自然造化的巴渝山水因“滨江山险”与“土地平敞”的差异，而熔铸了“殊俗”与“情性”。杜甫经过渝州，留下了“山带乌蛮阔，江连白帝深”的诗句，虽没有涉及人的性格，却描绘出了重庆母城与整个巴渝山水之间既雄阔又邈深的自然。由此而回溯巴渝山水的原生态区位大势，现代人更意识到，以长江三峡所连结的大巫山为地理标志，巴渝地区恰正位于整个中华大地自西向东、由高转低的第二级阶梯的南端东缘。这一天生的区位结构，决定了巴渝山水之于巴渝住民，会在两大维度上产生多重影响。其一为内在度，历代巴渝住民都在山重水复、山险水激的生态环境里求生存、谋发展。山山水水以其艰难险阻，磨炼和砥砺出了人们如山般的刚劲博大气质、如水般的柔韧勇毅精神。其二为外向度，人们依托长江、嘉陵江及其支流的庞大水系，加上开凿辟路的顽强创造，也可以突破封闭，四通八达，从而孕育和滋长出了开放进取、豪放爽快的浩然大气。
大风大浪的军事锤炼
长江及其支流的庞大水系，直接导致巴渝地区的上古和中古历史，实质上是一部军事斗争史，军事斗争锤炼了重庆人的性格。公元前314年张仪筑城，意把江州作为前沿军事重镇，由长江入乌江以与楚国争夺黔中。东汉初年公孙述与刘秀的两大集团生死搏杀，三国时期刘备伐吴，经江州、鱼复一线用的也是长江水道。西晋时期王濬历任巴郡太守、益州刺史，经过多年发展生产，强军备战，终于做到了“王濬楼船出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终结了秦一统后中国历史上长达96年的第一次分裂局面，恢复了国家统一。1243年至1279年之间，南宋抵抗蒙(元)的合州钓鱼城之战坚持了36年之久，更是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这么多战争，无一不是对于人性、人格的极端考验，无疑促使巴渝军民不仅继承和发扬巴人“歌舞以凌殷人”的勇武气概，而且在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的争战中，也极大地增强了重庆人尚武争胜的血性与志气。而最关键的是，军事历史的血火锻造，都关系到家国命运，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统一或者分裂，从而让地处西南一隅的巴渝军民，愈来愈勇于担当，乐于奉献，愈来愈强化了对于家国大义的自觉认同。大义滋润大气，大气反哺大义，大风大浪的军事斗争史，锤炼了重庆人豪爽耿直的历史底蕴。
大开大合的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包括族群流动的数量、方向和地区分布等问题，就重庆而言，除了基于商贸的物流、人流、信息流动之外，基于空间的横向流动即移民文化的兴盛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重庆历史演进的图谱中，因静水深流而更为绵长。追本溯源，在重庆历史上，曾经历过8次大规模的移民行动，对城市的变迁与发展有着相当重大的作用，也形成了现在重庆独特的城市文化与重庆人的性格特质。从1189年开府得名，到1240年彭大雅主持筑城期间，重庆城由比较单一的军事、行政功能要津，演进成为兼有行政、军事、经济、交通、文化等多功能的巴渝重镇。历宋、元、明而至于清，伴随手工业、商贸业、航运业的日益兴盛，重庆终于在嘉庆年间成为川东第一大都会。其间“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不仅极显著地改变了重庆住民结构，而且催生出多达109行的商业行会和多达20余帮的大河、小河船帮，催生出以商人为主体、以“八省首事”为运作核心的会馆集群，催生出“一字帆墙排岸直，满城灯火映江寒”的物资集散中心和近代商业社会。以此为契机，历来崇尚豪爽的重庆住民，不仅继续讲究为人豪放爽快，而且开放包容的自信心空前高涨，更加讲究在商业活动和人际交往中守规矩，重诚信，说话爽直明快，做事干脆利落，决不欣赏曲里拐弯。重庆人把这样的语言、行为和气质统称为耿直，普遍持久地引以为荣，积淀成为群体性格。时迄于今，耿直不耿直，俨然成了品评重庆人的第一条准则，也成为重庆人评价他人的心理基线。
大仁大义的民俗传承
民俗是民间的风俗习惯，是人民在传承文化中最贴切身心和生活的一种文化范式，是群体无意识的基因。尚豪爽，竞耿直，也与民俗密切相关。以大巫山为发源地，在整个巴渝地区，从上古到民国都巫风炽盛，男女景从。诸如歌舞舆神、爆竹臊鬼、击鼓焚山、烧龙起雨、竹枝踏歌、龙舟竞渡之类的岁时习俗和民间风俗，尽管随时代变迁有所变易，但流风余韵越千百年绵延不绝。一代又一代熏陶不止，必然会不断强化豪爽耿直的群体性格。因之而见于劳动，就有了如刘禹锡“竹枝词”所写的“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山间男女都风风火火。因之而见于情爱，就有了如大宁河地区五句子山歌所唱的“锣儿越打越发光，情妹越打越偷郎，脑壳砍了还有颈，心肝掏了还有肠，五马分尸不丢郎”，胆气豪迈、语辞火爆。
但是，既往形成的群体性格绝非注定一成不变。应当代文明的价值取向，重庆人的性格正在去芜存菁，升华重塑。但不管如何变化，豪爽耿直已经、正在并必将继续引领和驱动重庆人的性格朝着更大气、更阳光、更有广适性、更具正能量的大方向谱写新的篇章，必将为培育坚韧顽强、开放包容、豪爽耿直的重庆人文精神增添新的内涵。
(作者系文学创作一级作家)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的流变及影响
张家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既讲法治又讲德治，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全社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好道德风尚，防止封建腐朽道德文化沉渣泛起”。对重庆来说，“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给政治生态带来了负面影响。认清它们对肃清不良文化、营造党内政治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的形成与流变
重庆文化是由巴渝文化、码头文化、开埠文化、抗战文化等多种文化系统构成的复合体。重庆文化的主流、本质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积极向上的文化;但辩证地看，重庆文化中，也有消极、腐朽、有害的东西。
码头文化即是重庆文化中的糟粕，它与“袍哥”文化、江湖习气相互影响，并未随产生它们的时代的消失而消失，在文革时期曾经死灰复燃，又在薄熙来、孙政才执政重庆期间沉渣泛起，造成了败坏政治生态的严重恶果。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袍哥”文化是“袍哥”组织及其成员因其游民化的生活状况和行为方式而形成的“反主流”的意识形态。码头文化中的“码头”并非实指港口区域，而是特指旧中国的帮会及其控制区域。旧时重庆占统治地位的帮会是“袍哥”，所以，一定意义上讲，重庆的码头文化，就是“袍哥”文化。“袍哥”文化、码头文化基本属于同一关系，江湖习气则是它们派生出的行为习惯与作风。
“袍哥”组织的源流及发展。“袍哥”又名汉留(流)、哥老会，与洪门、青帮一起构成旧中国三大帮会。“袍哥”组织最早可溯源至1661年郑成功创立的洪门与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的“啯噜”游匪，其发展可分为三大时期。第一时期是清初至辛亥革命，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积极作用。第二时期是民国初至解放前夕，国共两党都曾不同程度地利用或运用其力量进行政治、军事活动，“袍哥”在这一时期有功有过，但过大于功。第三时期是1949年以后，“袍哥”组织被取缔，但“袍哥”文化仍在社会中潜存并有较为深广的影响。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影响较深的原因及其表现特征
从形成原因分析，一是有深厚的历史和社会土壤。“袍哥”文化是游民生活的产物。游民是“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明清以后结成帮会组织的游民，对社会深具影响力。民国时期重庆是“袍哥”第一重镇，“袍哥”及其文化强力渗透于社会各界、各阶层。二是有久远的传统承袭。“袍哥”文化传承的是背离正统、主流文化的“小传统”，其核心理念是无原则的义气至上。在压迫深重、动荡不安的旧中国，这种“小传统”有其反抗压迫和自我保护的一定的合理性，也因此而在历史上长期延续。三是有大众化的传播形式。“袍哥”文化凭借多种大众文化形式尤其是传播力、传播面最大的通俗文艺形式进行传播，弥散性地影响全社会和各阶层。
从表现特征看，一是强烈的反社会性。为了团伙利益，可以破坏一切社会规范，“唯恐天下不乱”以便于乱中求胜是其突出特征。二是谋私的团伙性。拉帮结派，义气至上，表面上似乎是“利他”，究其实，团伙内的相互维护最终仍是为了确保一己私利。三是黑暗的宗法性。崇尚无法无天的自由，却又自订苛酷的团伙规则;标榜“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实则推行效忠“龙头老大”的家长制。它将流氓精神与帝王意识这两种最黑暗的因素揉成了一体。四是野蛮的破坏性。在政治与社会斗争中，它最具主动的攻击性和破坏性，而且极其残暴和野蛮。
如何清除“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等不良影响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和江湖习气毋庸置疑地是一种破坏党风、危害社会的逆流，必须予以坚决清除。
一是坚持法治和德治并举。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提出“要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结合起来”的要求，为清除这种不良文化的影响指明了方向和方法。
二是移风易俗，激浊扬清。“袍哥”文化造成的最大恶果是不良的社会风习。社会风习是社会面貌、民族性格的最大形塑机制，而社会歪风的盛行也必对政党、政权产生腐蚀作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健康向上的社会生活，必须清除重庆民风民俗中遗存的这种不良文化因子，倡导和树立契合新时代的新风尚。
三是切断不良文化的传播路径。应当运用文艺体制反不良文化传播：一是管理部门的宣传引导，二是业界权威的扶正纠偏，三是大众媒体的导向把关。由此而切断不良文化的传播路径，并使通俗文艺这一传播利器成为弘扬重庆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四是从语言层面摒除“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重庆的“言子”极富表现力而又诙谐亲切，但也遗存了不少“袍哥”黑话，对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有着深层次的不良影响，必须坚决摒弃这类话语表达。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是落后、腐朽的文化，与法治精神水火不容、与德治要求势若冰炭，必须予以高度警惕和坚决清除。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