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许行的价格论与“市贾不二”
“诸子百家”许行的价格论与“市贾不二”
现在人们提起“诸子百家”，想到的往往是儒家、法家、墨家、纵横家，孔子、墨子、韩非子等，至于农家以及农家代表人物许子（许行），则很少有人提及。
许行是楚国人，生于楚宣王至楚怀王时期，与孟子同一时代，后世也将他视为先秦时代农家的代表人物。许行的思想主要是君民并耕之说和“市贾不二”的价格论。
所谓“君民并耕”，就是许行所说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 他认为，贤良的国君要与老百姓一起参加耕种才能吃饭，自己做饭吃，还得为老百姓办事。许行之所以这么说，是由于战国时代战争频繁，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而且，据《汉书》记载，当时民间有“重商轻农”的风气，人人都想着做买卖赚钱，对农业生产不够重视，因此许行才强调国君必须重视农业并亲自耕作，以救时弊。
至于“市贾不二”的价格论，是许行提出的第二个重要主张。这是在他主张社会分工互助的基础上，提出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可以用农产品直接去交换手工业品，如帽子、锅甑和铁制农具等。这是一种以物易物的交换办法。交换时的价格是如何规定的呢？许行认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简单来说就是给商品统一价格。许行之所以主张追求这一目标，是因为当时存在货物价格虚高、粮食价格被低估的情况，伤害到了农民的利益，因此要政府出面来统一价格，保护农业、农民的利益。
关于许行及农家的思想、活动，都是从其他学派的书籍中提炼出来的，因为农家著作如《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国》十七篇，《尹都尉》十七篇，《赵氏》十七篇等，均已佚失，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保存下来。如今，关于农家思想和活动的记载农家属于诸子百家，只能从其他诸子的著述中寻找，星星点点不成体系。
没有著作流传下来，是造成农家思想存在感不高的首要原因。另外，由于人们只能从其他诸子的著述中了解农家思想，而在那个年代，各家学说其实有些相互竞争的关系，从农家的“对手”口中了解农家的思想和活动农家属于诸子百家，自然难免有失偏颇的情况，这便是农家存在感不高的第二个原因。
例如，在儒家著作《孟子·滕文公上》中有篇文章叫《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里头是这么说的：
有一位研究神农氏学说的人叫许行，从楚国到了滕国，亲自拜见滕文公，告诉他说：“我这个从远方来的人听说您行仁政，希望得到一个住处，作您的老百姓。”文公给了他住处。他的徒弟几十人，都穿着粗麻布衣，靠打草鞋、织席为生。
滕文公非常仰慕孟子，便邀请孟子到滕国来讲授治国之道。许行的门人 陈相去见孟子,转述许行的话说：“滕文公的确是个贤明的君主，虽然如此，他还不知道做贤君的道理。贤君应该和老百姓一块耕种粮食吃，自己做饭，也办理政事。现在滕国有盛粮食的仓廪、存财物的府库，这是损害百姓来养肥自己，怎么能算贤明呢？”
孟子问：“许子穿的衣服、戴的帽子，耕田用的器具，吃饭用的餐具，都是自己做的？”
陈相答道:“不，用粮食换的。”
孟子问:“那他咋不自己做？”
陈相回答说:“各种工匠的工作都是有技巧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掌握所有技巧，另外也没那么多时间，耽误种庄稼。”
孟子这下就抓住了他话中的漏洞，说：“既然各种工作都是有技巧的，做别的会耽误时间，那治理国家同样如此，需要掌握技巧的专业人士才能做好农家属于诸子百家，而且如果你让国王和农夫一起劳作，那不也耽误他干本职工作的时间吗？”
估计是陈相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有点懵，孟子一看自己在辩论中占了上风，便开始长篇大论地讲述儒家那一套治理理念。陈相一看孟子话太多太密，赶紧说道：“如果按照许子的想法去做，就可使市场上的物价一样，国里没有弄虚作假的，即使打发小孩子到集市上买东西，也没有人欺骗他。棉布和丝绸长短一样，价钱便差不多；麻线和丝绵轻重一样，价钱便差不多；五谷多少一样，价钱便差不多；鞋子大小相同，价钱便差不多。”这番话也不讲方法了，而是在描述结果，这个结果，便是农家追求的理想社会。
可孟子说：“各种货物的质量品种不一样，这是货物的客观情况。它们的价钱有的相差一倍、五倍，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有的相差千倍、万倍。你不分好坏,把它们弄在一块等同看待，这是扰乱天下。好料鞋和粗料鞋价格一样,人们岂肯做好料鞋卖呢？按照许子的想法去做，是率领大家去弄虚作假，哪能治理好国家呢？”
文章到此戛然而止，后面陈相说了什么不得而知，许行有没有亲自与孟子辩论也没了下文。这段记载就是告诉读者，农家有人来与儒家辩论，结果被孟子教育了一番，顺便还把儒家倡导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套理论宣扬了一番。这便是农家的悲哀，由于自己的著作没能流传下来，所以只能活在别人的故事里，自然也只能以配角或反面角色的形象出现了。
农家的两个派别
虽然农家的著作没能流传下来，但是的确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根据现有的记载来看，农家内部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吕思勉写的《先秦学术概论》中说，农家之学，分为两派，一派专门探讨种谷树木之事，关注的是人伦日用；二派由人伦日用而进入政治。简而言之，就是有专门搞农业技术的，也有专门传播思想，试图以此影响高层决策的。
先秦时代出现的诸子百家，其实各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和思想，比如墨家代表的是手工业者的利益和思想，儒家代表的是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和思想，而农家则代表的是广大农民的利益和思想。由于中国古代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只有满足了农民的部分利益、顺应了他们的思想、需求，才能真正治理好国家。因此，虽然农家的整体影响力没那么显著，但是历史上那些出色的政治家，都或多或少的继承或发展了一部分农家思想。例如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由稷下学者们集体编撰的反映管仲思想的《管子》一书中发，包含了各家的思想学说，一般认为，其中《地员》一篇就是农家的著作，另外在《牧民》《权修》《五辅》《八观》等篇也有农家思想的体现。概括起来，《管子》中所描述的农家思想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顺民心，忠爱民。
农家看到，民心是不可违背的，由于当时绝大部分的“民”其实就是农民，因此“顺民心”也可以理解成为“顺农心”。至于“忠爱民”是因农家看到从事耕种的农民的辛苦，因此要求统治者要体恤百姓疾苦，不可巧取豪夺。《管子·权修篇》提出“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要求统治者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可巧取豪夺，不能对百姓剥削太重，也就是要减轻赋税，轻徭薄役；同时要注意节约，不能穷奢极欲。这里虽然已经改变了许行的人人平等劳动的主张“诸子百家”许行的价格论与“市贾不二”，但这样的改变无疑是统治者更易接受的。
二是修饥谨，救灾荒。
在《管子》一书中，农家还非常关注农业灾害问题，提出“修饥谨，救灾荒”。农家将水灾、旱灾、风雾雪霜、疾病、虫灾这五种农业灾害合称为“五害”，认为“五害”是危害百姓生活和生产的重大灾害。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诸子百家”许行的价格论与“市贾不二”，当务之急在于扫除“五害”，只有解决了这些灾害问题，解除百姓的痛苦，百姓才会服从统治。在《管子》的作者看来，水灾是最危险的自然灾害，尤应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这样，灾害意识就成为农家民本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
三是农本商末。
先秦农家力主“农本商末”，推动统治者确立这项基本国策，并促进社会认同这一价值观念。 农家认定，农业是一切财富的基础和来源，一个国家要想安定富足，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而商业则是破坏和损耗社会财富的根源。商人不会创造财富，只不过是拿别人的产品，买贱卖贵，从中渔利，同时，商人还要吃饭和穿衣，要大量消费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布帛。不仅如此，农民劳动多而收获少，商人却付出少而收获多，这种反差和对比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的流失。
“农本商末”是农家的核心思想之一，最终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项基本国策，得到社会普遍认同，这或许是农家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最大影响。
除了管仲之外，后来秦国的政治家吕不韦也明显继承了一部分农家思想。在包罗万象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中，有不少阐述农家思想和农业技术的篇章。例如，提出了统一度量衡，以避免商业投机行为，这明显是许行“市贾不二”思想的延伸和发展。吕不韦的具体做法是，在每年的仲春和仲秋两个月，由国家统一组织人力划齐度量单位，统一衡称，平整量器，修正溉具，由此开启了秦朝“车同轨、书同文”的先河。
有人认为，从早期的“许子思想”到后来《吕氏春秋》中的农家思想，整个农家的发展和传承都是一脉相承的。农家在政治方面的诉求——重农和对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视始终没有改变。后来，秦始皇罢黜诸家方术、焚书坑儒，断圣王之道，农家的著作也就此湮灭在了历史长河中，但我们可以看到，著作虽然不存在了，但一部分农家思想却始终被延续，例如后来的君主常常会在春耕时分举行重大的祭典，在仪式上皇帝会亲自“扶犁”，以此来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达到“劝课农桑”的目的，这便农家的“君民共耕”在后世委婉的表达方式，也是统治者和农家思想相互妥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