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鹤堂风水堂:八字易象的渊源，成熟于唐宋
琴鹤堂风水堂:八字易象的渊源，成熟于唐宋
琴鹤堂易学说：八字易象，渊源已久，它大体产生于汉魏，成熟于唐宋，完善于明清。
由于汉魏时代，易学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给命理学的产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汉代中国十分强大，中西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这种文化背景促进了命理学的产生。
印度的《韦斯经》，巴比伦的占星术和中国《周易》的理论相结合，便产生了八字易象的萌芽。王充是无神论者，但他的《论衡》一书，却奠定了八字易象的理论基础。
王充虽不同意董仲舒的神学论，但他认为人是合气所生，禀受的炁不同，人的命运也就不同。他说自王公至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头有限，有血有肉，莫不有命。命里为贫贱的，虽然富贵，犹涉祸患；命里富贵的，虽然贫贱，犹逢福善。所以命里富贵，虽处贱地，也会发达；命里贫贱，虽处富位，也会自危。为什么如此呢？
王充解释说：天有百官，有众星，天施炁，众星布精，人禀炁而生，合炁而长，得炁不同，人的后天命运就不同。有的星主富贵，人得此星的精炁，就会富贵；有的星主贫贱，人得此星的精炁，就会贫贱。
王充及其著作很少有人去研究过琴鹤堂风水堂:八字易象的渊源，成熟于唐宋，甚至学四柱的人也知之甚少。但在其理论的指导下，加上中国固有的易学理论和西方文化的结合，便产生了以年月干支推命的“陶宫术”，这便是四柱命理学的萌芽。后魏孙绍的《禄命》、陶弘景《三命抄略》，在“陶宫术”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成为四柱命理学的雏形。
唐代是佛教经典大量译为汉文，并广泛传播的时代，开元年间，由不空三藏翻译的《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日时善恶宿曜经》（简称《宿曜经》），详细介绍了人出生的年月日时，与人的妻财子禄，吉凶祸福息息相关，认为人出生的年月日时，无不有其本命星、本命宿、本命曜、本命宫神和本命元辰琴鹤堂风水堂:八字易象的渊源，成熟于唐宋，正是它们，决定了人一生的命运。
《宿曜经》中还详细介绍了如何依照星象的变化和年月日时的推移，来推断吉凶祸福，以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这也为八字易象充实了新的理论依据。
经唐代命学大家李虚中、僧一行、桑道茂等人的共同努力，在总结前人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八字易象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的命理学从而进入成熟阶段。
他们的理论，为后来的命理学家所广泛采取，至于《李虚中命书》，为后人所作，但其中有不少李虚中的命学观点。
另外，八字易象的早期著作，使用了大量的“大六壬”与“六爻”中的名词术语，例如《玉照定真经》中就经常使用十二天降、十二天神这些“大六壬”中的神煞，八字十神是细化“六爻”中的六亲，父母、兄弟、妻财、官鬼、子孙，来解释命理现象。可见八字易象，吸收了“大六壬”与“六爻”的不少思想精华。
五代的徐子平，在李虚中命理学的基础上，对四柱命学理论进行了革新，把原来以年命为主的理论体系，变为现代命理学所广泛采用的以日为主的新的理论体系，使八字易象理论得到划时代的发展，进一步趋于完善。
到了明清两代，有万育吾、张神峰、沈孝瞻、陈素庵、任铁樵等诸命学大家的进一步研究，使命学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理论体系完全成熟。
民国年间的袁树珊、韦千里、徐乐吾等命学大家，对命理学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使命学理论更向通俗化，应用化方面发展大六壬术语，命学理论更加完善。而且他们在对古典命理学书籍作了大量的收集、整理、注解，使濒临失传的命理典籍得以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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