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甲所吃的龙并非后世理解的龙，有人认为是鳄鱼也有人认为是马
孔甲所吃的龙并非后世理解的龙，有人认为是鳄鱼也有人认为是马
夏人食龙的故事最早出自春秋末期晋国大夫蔡墨之口，后来司马迁将此事写入《夏本纪》中。但故事里的“龙”并非概念中能上天入海的神龙，而是别的动物。
孔甲食龙
周敬王七年（前513年），晋国旧都绛城郊外出现“龙”的消息传入正卿魏献子耳中，他感到很神奇，便向博学多闻的大夫蔡墨请教道：“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蔡墨答道：“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魏献子曰：“是二氏者，吾亦闻之，而知其故，是何谓也？”
蔡墨便向魏献子讲述了上古时“豢龙氏”与“御龙氏”的来历及“孔甲食龙”的传说：“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
上古时代，祝融的后裔叔安建立飂国。他的后代董父，能驯服并喂养“龙”，因此受尧帝任用。后来，董父因养龙有功，尧帝赐他以“董”为姓，以“豢龙”为氏，并把鬷川之地封给他。从此“豢龙氏”世代以养龙为业。
夏朝第十六代君主孔甲，因能殷勤侍奉上天，天帝便把河水和汉水中一雌一雄两条龙赐给他为坐骑。孔甲得到了龙，但此时“豢龙氏”的国家早已被夏所灭，根本征召不到会养“龙”的人。《国语》记载：“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
孔甲
恰好尧帝后裔中有个叫刘累的，他曾随“豢龙氏”的后代“鬷夷”学过如何养龙，便以此技为孔甲效力。
见刘累果然会养龙，孔甲很高兴，赐他以“御龙”为氏，并封为豕韦国君。
但好景不长，两条龙中的雌龙被刘累养死了。刘累不敢让孔甲知道孔甲所吃的龙并非后世理解的龙，有人认为是鳄鱼也有人认为是马，便将死龙剁成肉酱，送给孔甲品尝。哪知孔甲竟吃上了瘾，命刘累再送“美食”来。刘累怕事情败露，便逃到鲁南去了。
在蔡墨的叙述中，可以知道这样一个事实：上古时期，“龙”是一种野生动物，能被人驯化饲养，并且出现过掌握养“龙”技能的“豢龙氏”和“御龙氏”。这就可以肯定，此处的“龙”绝不可能是秦汉以后人们概念中拥有神异力量，代表天子的神龙。
而此传说同样记载于《竹书纪年》中：“元年乙巳，帝孔甲即位，居西河周易中的龙，废豕韦氏，使刘累豢龙。”“七年，刘累迁于鲁阳。”
“龙”为鳄鱼
蔡墨讲完“豢龙”和“御龙”二氏传说后，魏献子提出疑问：“今何故无之？”蔡墨认为：“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郁湮不育。”每一种事物都需要人重视并善加管理，如此才能让后代认识并延续这种知识，如果不去管理和重视，那相关的事物就会泯灭消亡。“龙”也是如此，因为上古时代有专门驯养“龙”的族群，那时的帝王们也很重视，故此“龙”很常见。但到了后世，懂得驯养“龙”的人没有了，所以便不能再见到了。
周易
“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蔡墨又引用《周易》中大量关于“龙”的记载，来阐述“龙”曾是一种常见的生物，但由于缺乏能驯化饲养它们的人，所以逐渐退出人类视野：“不然，《周易》有之：其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其《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在蔡墨眼中，《周易》里提到的“龙”，并非神龙，而是古人常能碰见的水生动物，且能被驯养，也可作为食物。只是后来，驯“龙”术失传，于是“龙”就成了罕见神秘之物。
根据蔡墨的诉说，许多人联想到鳄，于是便有了“龙”为鳄之说。
鳄是十分古老的两栖爬行动物，据体型大小和生活习性差异又细分为多个品种。而中华独有的扬子鳄是鳄类中体型最小的一种。
考古学和气候学研究表明，在西周以前，气温比今天要湿热很多，当时的黄河流域并不寒冷，而是湿热的亚热带气候。黄河两岸遍布丛林沼泽，生存着大象和鳄类动物。黄河流域的华夏先民们对鳄很熟悉，称其为“鼍”或“龙”。
如果将蔡墨所说的“龙”视为扬子鳄的话，先秦许多关于“龙”的记载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扬子鳄
“鳄”生性凶猛，不易驯养，故此才会出现掌握其驯养技能的“豢龙氏”和“御龙氏”。后来北方气候逐渐变冷，鳄类不适应这样的变化，便渐渐稀少，难得一见。到最后，黄河流域的鳄类彻底绝迹，故此中原先民们便只能靠传说来理解“龙”，并且逐步神话，最终成为了现代人概念中的神龙。
另一个证据是，在先秦的许多记载中，“龙”是不祥和灾难的代表：“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谏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彼美，余惧其生龙蛇以祸汝。’”
蛇令人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龙乃神圣祥瑞之物，为何叔向之母将它与蛇并称呢？
连为《左传》做注的西晋名将杜预都感到大惑不解：“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龙蛇，喻奇怪！”
但如果把叔向之母口中的“龙”视为鳄鱼的话，一切都说得通了，并且也与古代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相符合。
同样的，鳄类在黄河流域生存过很长时间，但文献中却毫无记载。一直到西晋文学家左思的《吴都赋》，才首次出现了“鳄”的记载：“鼋鼍鲭鳄泳乎其中。”另一位文学家刘奎在此句之下做了注释：“鳄鱼，长二丈余。有四足，似鼍，喙長三尺。甚利齿。虎及大鹿渡水。鳄击之皆中断。生则出在沙上乳卵，卵如鸭子，亦有黄白，可食。其头琢去齿，旬日间更生，广州有之。”
“吴都”指今天的南京，位于长江流域，扬子鳄至今仍在该区域繁衍生息。
扬子鳄
如此一来，就形成这样一种逻辑链条：上古时黄河流域存在大量鳄类，先民称其为“龙”——“龙”不易驯化孔甲所吃的龙并非后世理解的龙，有人认为是鳄鱼也有人认为是马，故此出现了专业人员“豢龙氏”——“豢龙氏”为夏所灭，掌握驯龙术的刘累为孔甲养“龙”，成为“御龙氏”。孔甲食“龙”，刘累惧祸逃亡——驯龙术彻底失传，“龙”再次成为野生动物——气候变化导致黄河流域的“龙”逐渐消失——人们只能用传说来描述“龙”，偶尔出现的野生“龙”被视为不祥的凶兽——“龙”在中原成为神话，最终成为华夏帝王的象征——中原人在长江流域再次见到曾经的“龙”，已经不认识，故跟随南方土语称其为“鳄”。
这条逻辑链能够自洽，且证据颇多，故此影响极大。
“龙”为骏马或古生物
也有许多学者反对龙是鳄鱼的说法，因为天帝是将“龙”赐给孔甲当坐骑，称为“乘龙”。且先秦古籍中也多次出现“天子乘龙”的制度：“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是月也，以立春。”
如果“龙”是鳄鱼的话，即便已经被驯化，也不可能供人当坐骑。况且，“豢龙氏”如果只是驯养一批鳄鱼的话，根本对部族及当时的征战起不到作用，尧帝也完全没必要重用并赐予封地。
能在军事上发挥作用，且受到尧帝重视，在四千多年前，只有马匹的驯化才能符合以上标准。
野马的驯化正是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转型期间人类完成的一项伟大事业，这也是导致了早期游牧民族和骑兵的出现。
马
并且在西周文献中，高头大马也被称为“龙”：“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
将“龙”视为骏马，能很好地解释“乘龙”的问题，尧帝时的董父和孔甲时的刘累，便是上古时代掌握了驯化野马技艺的大宗师。
考古证据也表明，我国北方先民能驯化野马的迹象从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正可对应史书中的尧帝时代。
此说影响也很大，无论用鳄鱼还是骏马来解释蔡墨口中的“龙”，在考古发掘和古文献中都能找到支撑的证据。
但人们仍旧不能信服，于是有人提出了“龙”是一种目前已灭绝的生物。这一派的证据主要是在贵州发现的“新中国龙”化石。
1996年，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县新铺乡地层中发掘出一块远三叠纪古生物化石，因其酷似中国神话中的龙而备受瞩目，故此被称为：“新中国龙”。《光明日报》记载：“化石十分完整，头长76厘米，颈长54厘米，身长270厘米，尾长370厘米，身宽约68厘米，全长770厘米，一对龙角在头上翘出，格外醒目。从身体结构看，为水陆两栖生活，可在海陆间来去自如。”
有人猜测，华夏先民传说的神龙是真实存在的远古生物，它在上古时代频繁出现，且分为许多种类。故此在十二生肖中，将龙作为一种属相。但后来逐渐稀少，后人见不到这种神奇的动物了，故此附会上许多神奇的能力，成为了至高无上的存在。
此说最合情理，因为地球上确实存在过形象类似“神龙”的物种，这就表明了华夏的神龙图腾是真实存在过的。
虽然古生物学家认为该物种是生活在两亿多年前的三叠纪时代，并且早已灭绝。但或许一些残留的龙生活到了上古时期，并与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发生了交集。甚至，这种物种并未真正灭绝，只是极其稀有，如此一来，历代史书和传闻中神龙出现的事情就不足为奇了。
大自然的神奇，人类还未能彻底明了，或许先民记载中能腾云驾雾，翻江倒海的神龙，一直都陪伴着人类，只是很少出现周易中的龙，故此愈发显得神秘了。
夏人所食之“龙”，虽已无法确证到底是何物周易中的龙，但却可视为我国古先民驯化野兽的早期记忆。
神龙应该是真实存在的。它的身上或许有被神话之处，但没有理由怀疑它曾对上古先民共同生活，并在中国人的远古记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因为在悠久的中华文化中，龙文化已是一种无法割舍的存在，它已融合于华夏民族血液中，直到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