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主客观社会地位研究：影响因素与分化情况
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主客观社会地位研究：影响因素与分化情况
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的主客观社会地位研究
文 /黄超
摘要：在社会分层和科学社会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探讨青年学者的主客观地位及其影响因素。对上海市部分高校青年学者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研究发现以下情况：首先，无论是客观维度的声望地位还是主观维度的地位认同，青年学者都存在显著分化。尤其是声望地位的分布非常偏斜，不同学者在学术荣誉和成果方面的差异很大。其次，青年学者的声望地位受到年龄、性别、工作动机和博士毕业院校的显著影响，但家庭背景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声望地位具有较高的开放性。最后，青年学者当前和未来的地位认同受到财富、权力和声望这三个经典的社会地位维度影响而综合形成。上述结论揭示了青年学者主客观社会地位的影响机制，可为优化人才政策提供启示。
关键词：青年学者；声望；地位认同；科学社会学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社会学研究 栏目
作者简介｜
•黄超科层化，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上海市“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研究员
目录概览
一 引言
二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三 研究设计
四 统计结果分析
五 结论与讨论
全 文
一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 撰文指出，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高校青年学者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的主力军。高校青年学者的培养和成长不仅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向更高质量发展，而且关系到我国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目标。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扩大，高校青年学者的数量不断增加。统计资料显示，2001年底，我国45岁以下青年教师人数为41.96万人，而到2021年底人数达到127.25万人，20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5.4%。在此背景下，研究探讨青年学者的发展状况和社会态度，对于把握人才成长规律和科研规律，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众多研究显示，青年学者常常面临“象牙塔和学术流水线之间”的窘迫处境。由于我国科研体系高度依赖国家的资源和政策供给，因此高校和学者个人都被整合进资源争夺的“锦标赛体制”中。在“锦标赛体制”以及科层化的管理体系中，学者的绩效通过科研成果数量（如论文数量、科研经费金额、论文被引用率）来衡量。为了应对绩效考核，青年学者或选择更容易出成果的研究，或选择弱化教学工作，或选择牺牲家庭和休闲时间。这些策略从长远来看均窄化了个人的职业发展道路。此外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主客观社会地位研究：影响因素与分化情况，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 中提到的“从面向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转向专业领域内进行知识专业化创造的学者”在我国青年学者身上也有所体现。青年学者在面向社会发声、为公众思考等层面参与度较低，他们已然成为了流水线上生产知识的工人而不是社会大众的精神引领者。
尽管以往研究对我国青年学者的困境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索，但是基于社会分层视角的实证研究付诸阙如。社会分层视角认为，人类社会以及不同社会组织内部普遍存在着地位分化的现象，因此要关注社会资源在群体中的分布，致力于揭示群体间的异质性。早期的科学社会学家对西方学术领域的地位分化现象进行了探索，然而这些理论有必要根据中国的经验加以检验。与以往研究整体性地探讨青年学者共同面对的窘境不同，本研究从社会分层视角出发，在科学社会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分析影响青年学者主客观地位获得的理论框架。通过回答“青年学者的主客观地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本研究一方面可以厘清青年学者内部的地位差异及其形成逻辑，为社会分层和科学社会学领域的相关理论提供补充；另一方面可以为更加精准地改善青年学者的处境提供参考，为更有针对性的人才政策提供新的启发。
二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一 承认：科学领域声望分层
在全社会范围内，学者的客观地位和社会声望都处于社会的较高位置。数据显示，2022年城镇非私营单位“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16.35万元，高于11.40万元的非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与收入相比，社会声望是学者相对于其他职业群体更具优势的客观地位指标。在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下，我国逐渐形成了通过学习来考取功名获得地位的传统，因而在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中，经历过较长时间学习和专业训练的学者通常会获得较高的地位评价（尽管他们的收入在社会中并不是最高的）。此外，在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中，从事各类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得分均在70分以上，意味着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学者的声望在本国的职业体系中也处于较高位置。
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声望并不能掩盖学者内部的地位分化。国内外研究显示，科研人员的收入差距相对于全社会而言并不大，但最近几年呈现扩大趋势。然而，收入并非科学领域地位分化的主要指标，科学领域的地位分化主要表现为马克斯·韦伯和塔尔科特·帕森斯所说的声望分层，而声望来源于承认。默顿指出，在科学领域的制度规范中，学者的主要任务是增进知识，能为人类知识积累做出贡献的学者会得到学术共同体的尊敬和承认（）。科学社会学家科尔兄弟概括了三种承认形式：一是荣誉奖励的数量、含金量以及学会的会员身份；二是职业位置，指学者供职机构的名声和学术水平；三是学者及其研究成果的知名度，这与发表的论文数量有关。上述三种承认形式共同决定了学者的声望地位，是科学工作最主要的激励因素，也是比收入分化更为显著的维度。
二 声望地位的分配原则
科学领域的承认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科学社会学界对此长久以来存在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争论。默顿认为，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之一是普遍主义。普遍主义意味着科学家的种族、国籍、宗教信仰、阶级等因素不会影响其进入科学界的可能性，也不会影响其科研成果是否能够获得承认。这与功能主义分层观强调的“人尽其才”的逻辑一脉相承，即在科学家选拔和科研成果评价过程中忽略种族等社会属性可以让知识以最大效率发展。科尔对美国物理学家的调查研究也证明科学领域遵循普遍主义原则，科学家之间的地位分化主要取决于他们的科研成就。但是也有实证研究发现特殊主义原则亦存在于科学领域的分层过程，笔者概括为如下三类：
一是与生理或心理有关的因素，如年龄、性别、天资、精力和动机等。默顿专文分析过科学领域的年龄分层，发现科学领域有声望和权力的地位被年长者把持，呈现出“老人统治”的特征。该现象的悖论之处在于，科学就其本质而言不应该崇拜长者权威，但现实情形中科学恰恰是权威结构格外分明的体系。此外，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科学领域的性别分层现象，发现虽然荣誉奖励对所有科学家开放，但由于社会对女性的性别角色要求和科学家角色存在冲突，因而女性的科研成就更容易被低估，导致女性在发表论文数量、职称评定等方面均处于弱势地位。这些发现反驳了默顿提出的普遍主义原则。
二是与家庭背景有关的因素。家庭背景无论对进入科学职业还是科学家的地位分化都起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关于民国时期文化精英的研究发现，在战争频仍、财政困窘、精英教育体制等大环境下，先赋性社会资本是民国时期文化精英地位获得的极为重要的基础条件，大多数文化精英出身社会中上层家庭。在地位分化方面，朱克曼关于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发现，尽管诺贝尔奖的评选制度仅与成果的质量有关，但获奖者仍高度集中于中等和中上阶层家庭里。20世纪90年代，曹聪沿袭了默顿学派的研究思路对中国科学院院士群体做了较为经典的分析，发现在可以收集到资料的院士群体中，出身于工农家庭的比例极低。这些研究均表明，优越的家庭出身可能影响学者在共同体内部的声望地位。
三是与累积优势相关的因素。默顿指出，科学领域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即名望较高的科学家做出的成果更有可能得到承认，而对于那些尚未成名的科学家，这种承认就会受到抑制。科学家之间的早期差异将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不断扩大。类似的现象在朱克曼和科尔兄弟的研究中都能得到验证。朱克曼发现，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一半都在美国四所顶尖院校获得了学位。科尔兄弟发现，科学家博士学位获得机构的声望与学术荣誉的数量、现在任职机构的级别有显著的相关性，并且独立于家庭背景等影响因素。尽管默顿学派的学者提出科学领域的累积优势有助于资源向优秀的科学家集中从而提高科研工作的效率，但是悖论之处在于，累积优势现象事实上体现了特殊主义原则，它否定了科学仅根据成果质量分配地位，科学并不是完全遵循绩效主义的理想王国。
三 主观地位获得
主观地位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关于“阶级意识”的讨论，他强调了主观层面的意识对客观层面的阶级形成的重要作用。近年来，由于主观地位既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客观地位如何影响社会行动，又能够帮助我们把握社会的心态秩序，因此重新回到社会分层研究的中心。主观地位是人们对自身在社会地位结构中所处位置的主观感知，它的形成可以从结构论和建构论两个角度加以理解。结构论的观点沿袭了马克思和涂尔干的分层理论传统科层化，认为生活境遇、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均会影响个体主观地位。诸如教育、收入和职业等客观地位指标对主观地位有稳健影响。而建构论则从心理学视角出发，认为主观地位是人们与日常生活中的参考群体进行比较以后的主观建构科层化，与个体所处的环境有关。当人们发现自己和周围人相比境遇较差的时候容易形成消极的主观地位。
目前对青年学者主观世界的探究主要集中在两类议题：一是青年学者的身份构建问题，亦即青年学者如何在个体、组织与社会的不同期待下形成关于职业权责和自我的认知；二是青年学者在“非升即走”考核制度下的职业压力和焦虑情绪等问题。关于青年学者主观地位的研究尚不多见。廉思在2011年对青年学者的专项调查中询问了相关问题，统计发现在底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和上层五个选项中，有36.0%的青年教师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下层，13.1%认为自己属于社会底层。青年学者的主观地位认同总体比较消极。不过对于青年学者主观地位的形成逻辑，我们仍知之甚少。
四 研究问题
本研究重点分析青年学者客观地位和主观地位的影响因素，从而揭示青年学者的地位差异及其形成逻辑。在客观地位方面，笔者借鉴默顿提出的“普遍主义—特殊主义”的分析框架，探讨个体性因素、家庭背景因素以及和累积优势有关的因素是否影响青年学者的声望地位，检验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地位分配过程是否符合现代科学的普遍主义原则，并讨论默顿提出的分析框架在中国的适用性。在主观地位方面，笔者借鉴结构论的思想，探讨表征客观地位的收入、职称和声望地位等因素是否影响青年学者的主观地位，检验结构论在青年学者群体中的适用性，并勾画青年学者关于社会地位的心态秩序。
三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2022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人发展状况调查”。该调查的抽样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通过判断抽样在上海市选取16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第二阶段在被抽中的单位中根据文科二级实体院系的规模按比例投放问卷，并请各院系根据性别、职称和年龄按比例分发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1158份，在删除不符合本研究要求的个案以及对少量缺失值作删除处理后，剩余样本量为1045份。本研究的数据虽然来自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但由于共享相同的学术地位分配逻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推广到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青年学者。
二 变量构造
本研究的因变量由客观地位变量和主观地位变量组成。根据前述理论，客观地位变量操作化为：学术荣誉、单位声望、成果数量等变量。学术荣誉为定比变量，测量了被访者在过去三年内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研优秀成果奖的数量。单位声望为定序变量，分为中管高校、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市属高校。成果数量分为中文成果数量和外文成果数量，均为定比变量。前者指被访者过去三年内发表SSCI、SCI、A&HCI期刊论文的总数，后者指发表CSSCI或北大核心期刊论文的总数。主观地位也称地位认同，在本研究中分为当前主观地位和十年后的主观地位，均为定序变量。问卷沿用了经典的地位认同量表，要求被访者用1~10判断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1代表最底层，10代表最顶层。
影响客观地位的自变量分为三组。第一组变量是个体性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出生地、工作动机。其中年龄为定距变量，其余三个为虚拟变量。性别变量取值为1表示男性，取值为0表示女性。出生地变量取值为1表示上海本地出生，取值为0表示外地出生。工作动机测量了学者选择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原因，选择“学术抱负”或“个人兴趣”作为首要原因的被访者赋值为1，其余情况赋值为0。第二组变量是家庭背景，操作化为父母的最高学历，取值为小学及以下、高中、大专及以上。第三组变量与累积优势有关，笔者参考科尔兄弟的论述将其操作化为被访者最高学位颁发机构类型。该变量取值为“211高校、普通高校或科研院所”“985高校”“境外高校”。
影响主观地位的自变量包括代表声望地位的四个变量、最高学位颁发机构类型，还包括职称、行政级别和对数收入。职称和行政级别均为虚拟变量，职称变量取值为1表示拥有副高及以上职称，0表示中级及以下职称，行政级别变量取值为1表示有行政级别，0表示没有行政级别。此外，模型还将控制政治面貌和婚姻状态，均为虚拟变量。政治面貌取值为1表示中共党员或民主党派党员，0表示共青团员或群众。婚姻状态取值为1表示已婚，0表示未婚、离异或丧偶。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N=1045）
四 统计结果分析
（一）青年学者主客观地位的分布状况
首先通过统计图考察青年学者的主客观地位分布。笔者将频率分布柱状图转换为金字塔的形式以更加生动地展现主客观地位的分布形态。图1a展示了学术荣誉的分布，结果显示有84.88%的学者在过去三年内没有获得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优秀成果奖，获得过1项的比例为11.48%，获得过2项的比例为3.06%，获得过3项以上的比例极少，仅为0.5%。图1b和图1c分别展示了中文成果和外文成果数量，二者均有明显的数量分化，其中有36.36%的学者在过去三年内未发表高质量中文论文，59.43%的学者未发表高质量外文论文，发表过10篇及以上中外文论文的学者比例很低。
图1主客观地位变量的频数分布金字塔图
图1d和图1e分别展示了当前地位认同和十年后地位认同的分布，它们与客观地位的分布截然不同。当前地位认同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布，意味着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中间位置，认为自己属于较低层次或较高层次的比例不高。这是因为人们在判断自己地位时，通常会将身边的人作为参考群体。由于人们大多会与自己地位相似的人交往，因此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间位置，这叫做地位认同的“趋中现象”。学者地位认同分布的另一个特点是，与全体居民相比向下偏移的情况较少。这是因为学者接受过长时间专业教育，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相比于为数众多的工人和农民阶级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于中下阶层，中产阶级的阶层认同更容易向中间靠拢。十年后的地位认同呈倒置的保龄球瓶状，选择6~8分的比例相比当前地位认同明显增多，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自己十年后的社会地位会有所上升，呈现出比较积极的心态。
（二）客观地位的影响因素分析
笔者使用不同的回归模型来分析不同的客观地位变量。学术荣誉为计数变量，并且有85%的学者近三年没有获得奖项，因此根据相关检验结果使用零膨胀泊松回归模型；单位声望为定序变量，使用定序回归模型；成果数量也是计数变量，并且方差明显大于均值，因此根据过度分散参数的检验结果决定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表2展示了回归分析结果。
表2估计青年学者客观地位影响因素效应的回归模型
综观表2四个模型发现，年龄和性别对学术荣誉和中文成果数量有显著正向影响，亦即年长者和男性获得的学术奖励和中文成果数量更多。工作动机对单位声望和中文成果数量有显著正向影响，亦即对学术更有热情的学者更有可能进入优秀的科研单位、发表更多科研成果，内驱力是声望地位分化的重要影响因素。父母最高教育程度几乎对所有客观地位变量均无显著影响，说明科学领域虽有明显的等级结构，但具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青年学者的向上流动不受家庭背景的制约。显然，这与曹聪对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笔者将在文末对此进行分析和讨论。
最高学位获得机构类型（即博士毕业院校类型）对声望地位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完全体现累积效应。首先，模型1显示毕业于境外高校的学者在学术荣誉方面处于劣势。其次，模型2显示博士毕业院校类型对工作单位声望有显著影响，“985高校”毕业的学者相对于“211高校、普通高校或科研院所”进入了声望更高的单位，而境外高校毕业的学者进入单位的声望比“985高校”更高，这与我国高校招聘科研人员时设定了不同门槛有关。最后，模型3和模型4显示，境外高校毕业的学者在中文成果数量上处于劣势而在外文成果数量上处于优势。其中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境外高校毕业的学者更熟悉外文写作的风格，因此会习惯于发表外文论文而减少对中文论文的投入；二是境外高校毕业的学者存在一定“水土不服”的现象，他们长期离开本土环境，无法充分嵌入国内的学术关系网络中，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这些学者在学术荣誉方面也处于劣势。
（三）主观地位的影响因素分析
当前地位认同和十年后地位认同均为定比变量，因此使用常规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采用了嵌套模型的建模策略。在自变量方面，笔者加入了声望地位的四个变量（学术荣誉数量、单位声望、中文成果数量和外文成果数量）。此外，笔者参考以往研究加入了收入、教育（用最高学位颁发机构类型表示）、职称和行政级别。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出生地、政治面貌和婚姻状态。
表3四个模型呈现了影响地位认同的若干因素。首先，收入无论是对当前还是十年后的地位认同均有显著影响，收入越高则地位认同越高。这与过去针对中国全体居民的大量研究一致，说明收入是评估自身社会地位时非常重要的标准。其次，在四个声望地位变量中，学术荣誉、中文成果数量和外文成果数量对地位认同没有显著影响，单位声望则有显著影响。中管高校（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青年学者的当前地位认同和十年后地位认同显著高于其他院校，亦即这三所高校的青年学者相比其他高校的学者而言会把自己放在社会更高的位置。这是因为中管高校的办学经费充足，能够为学者提供更好的资源和福利保障。此外，中管高校较高的社会声望也会让学者在与同行或者社会大众比较时产生一定的心理优势从而提高地位认同。
表3估计青年学者主观地位认同影响因素效应的回归模型
再次，以往研究发现教育对地位认同会有显著影响，但本研究中代表教育的最高学位颁发机构类型的影响却不太明显，除了毕业于境外高校的学者当年地位认同稍高以外，985高校和非985高校毕业的学者在地位认同方面并无显著差异。最后，职称对地位认同没有显著影响，行政级别对地位认同有显著影响，副科及以上的青年学者明显拥有更高的地位认同。行政级别代表了个体在行政体系中的权力大小，级别越高说明个体能够施加影响的人数越多，也是学者评估自身社会地位时非常重要的标准。
五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上海市部分高校为例探讨了青年学者的主客观地位及其影响因素，其中客观地位是指学术领域的荣誉数量、单位声望和成果数量等声望地位，主观地位是指当前和未来的地位认同。数据分析表明：首先，无论是客观层面的声望地位还是主观层面的地位认同，青年学者都存在显著的分化。尤其是声望地位的分布非常偏斜，不同学者在学术荣誉和成果方面的差异很大，少数学者的荣誉和成果非常突出，相当数量的学者贡献和产出有限。其次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主客观社会地位研究：影响因素与分化情况，年龄、性别、工作动机、博士毕业院校等对声望地位有显著影响，而家庭背景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声望地位向所有家庭出身的学者开放。最后，收入、行政级别和单位声望对学者的地位认同有显著影响，说明学者的地位认同是基于财富、权力和声望这三个经典的社会地位维度而形成的。
默顿指出，科学领域的地位分配遵循着普遍主义原则，即仅根据科研成果质量决定学者能否得到共同体的承认。本研究印证了默顿的观点，因为研究发现青年学者的家庭背景不影响其声望地位，科学领域相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具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但是为什么曹聪对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研究却发现家庭出身的影响显著？笔者认为需要从默顿的理论框架所忽略的社会背景加以分析。本研究的对象是4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他们的父辈大多出生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新中国进行了“打碎阶级结构”的尝试，因此代际地位传承性被削弱，不同家庭出身的人都有机会进入学术领域。而20世纪90年代的院士群体出生较早，彼时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程度很高，只有家庭出身较好的人才有机会接受完整教育进入学术领域。此外，青年学者经历了2000年以来的高等教育扩张。学者规模的扩大通常意味着较低阶层出身的人拥有了更多进入学术领域以及在该领域内向上流动的机会。
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分析框架有其内在局限。首先，科学领域并不是独立的，它嵌入于社会不平等制度中，并受到社会不平等状况的深度干预。家庭背景对声望地位的影响在不同社会、不同历史阶段都会有所差异。其次，默顿对科学家思维和行动逻辑的假定过于强调其追求声望地位的一面，忽略了科学家作为社会人的复杂性。从主观地位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收入、权力同样是科学家地位认同的重要来源。另外，从本土院校和境外高校毕业的青年学者发表中外文成果倾向的差异上可以看到，治学习惯、人情网络可能也会影响学者的行动。最后，所谓的现代科学的普遍主义精神其实是默顿基于美国经验提出的，他强调科学领域的声望分层不受除了成果质量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政府干预。而在现实情形中，政府在抑制科学领域的特殊主义中也能发挥积极作用。
从人才政策的角度而言，本研究有如下启示。首先，学术领域的声望地位分化有其积极意义。它可以将资源向优秀的科研人才集中，从而提高科研工作的效率。这种基于绩效的不平等是公正的。当然我们也要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来规避年龄、性别、社会关系网络等与科研无关的因素对声望地位的影响，使更多青年学者获得凭借自身智慧和努力实现发展的机会。其次，就目前的分析结果而言，家庭背景不会影响青年学者的声望地位，但是由于学术领域嵌入在社会不平等制度中，因此在我国尚未达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要高度关注和研判家庭背景对个体进入学术领域以及获得更高声望地位的影响。最后，青年学者的地位认同比较积极，他们相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具有更加明显的中间认同，并且对未来有乐观的向上流动预期。我们可以在收入分配、住房压力等方面进行改善，为青年学者地位预期的实现创造更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