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与中华文明中的自我调适能力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与中华文明中的自我调适能力
佛教中国化既体现着佛教在异域文明中的自我调适能力，也体现着中华文明吸收和转化外来文化的智慧和胸襟。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中国佛教的特色，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既是对传统儒道文化的批判也是对儒道文化上的深刻吸收。当其传入中国之后，为了在中国得到发展，首先使自己中国化，从而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教义结构和宗派体系，在不断去粗取精的发展过程就形成了世俗化、简易性和圆融性，更好的发扬了佛教的根本精神，促进了社会稳定和国家建设，使佛教更好地与中国国情、中国社会，中国人民相适应，在中华文化结构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一、中国佛教的世俗化
中国佛教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基本精神佛家思想什么时候传入中国，同时又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吸收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容，为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在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佛教形成了它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思想特点，世俗化就是其中之一。
世俗化是指宗教界面对社会环境的冲击，佛教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的趋势。它反映了宗教自身的调整功能以及宗教和外界的交互作用，在本质上意味着为了宗教神圣性的有所作为。印度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和中国佛教为佛教世俗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和良好的土壤。如何合理地把握出世和入世的'关系在新世纪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时代课题。对于出世和入世，我们知道佛教产生于现实而超脱于现实，并为现实服务。
一方面，佛教的现实基础决定了佛教不可能具有绝对的超然性。另一方面，佛教的超然性又是佛教之所以成为宗教的标志之一。这就决定了佛教对出世和入世的态度必须有某种指导原则。同时，佛教在面临外部冲击的情况下会相应地做出反馈并调整和外界的关系，这种调整涉及到佛教自身的主动调整和向外的被动调整。中国佛教强调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能成佛的众生平等说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与中华文明中的自我调适能力，鼓励每个人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解脱，这既是对佛陀基本精神的继承和发挥，也特别反映了中国佛教对个人道德完善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然而，这类说法却也符合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适合中国广大民众想追求幸福来世的心理需要和少数统治者用来麻醉民众的政治需要。因为儒家无论是性善论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与中华文明中的自我调适能力，还是性恶论，都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禹，都将主体自身的行善作为道德完善和人的本质实现的基本条件，每个人在成圣之路上是平等的。儒家也是人人都能成为圣人，佛家也是人人都能成为佛。可见儒家的人性论思想及其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和追求佛家思想什么时候传入中国，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寺院经济为佛教的世俗化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条件，它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同时又加速了佛教世俗化的进程。
二、中国佛教的简易性
佛教讲信、解、行、证，信是第一位的，信、解又必须落实到行、证的宗教实践上。如何行、证又与一定的理论指导相联系。从历史上看，原始佛教比较偏重于对人生现象的分析以说明人生皆苦，从而强调通过宗教实践获得人生解脱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但从部派佛教开始，就对宇宙万法的实有假有、心性的净染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特别是轮回与解脱的主体，成为各派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并形成了许多精致的理论。到后来的大乘佛教，在神化并崇奉佛菩萨的同时，也过多地对信仰作了哲学理论上的论证与发挥。佛教传入中国后，其理论和实践虽然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但在中国得到最广泛流传的却是印度佛教中所没有的禅宗和净土宗，而这两个宗派都以理论的简要和修行方式的简易为特色。惠能南宗以“不立文字”为标帜，以自性顿悟来统摄一切传统的修持形式与修持内容，并以中道不二为指导破除了对读经、坐禅、出家、戒行等传统佛教的修行方法的执著，从而更好地适应了中土社会和民众的需要，促进了佛教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净土宗则认为，世风混浊，没有佛的帮助，光靠自力，解脱甚难，靠自力解脱的教义是难行道，而以信佛的因缘愿生净土，凭借佛的愿力，即借他力往生西方净土的是易行道，因而提倡一心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念佛法门，认为如此则能在死后往生安乐国土。这种简便易行的念佛法门特别适合文化水平不高的老百姓追求解脱的心理需要，故在中国社会中得到了迅速的传播。许多人虽然不一定懂得净土宗，却都知道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唐武宗灭佛以后，天台、华严、唯识等宗派都一蹶不振，而理论简易、法门简便的禅宗和净土宗却仍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入宋以后，禅净融合逐渐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佛教的简易性趋向。
三、中国佛教的圆融性
佛教以“格义”和“比附”的方式融入以儒道两家为主流思想的中国社会之中。“格义”就是用儒道两家的概念去解释佛教经典中那些难懂的名相，使人们对佛教的教义发生理解和认识，从而产生信仰，如用道家的“无”来解释佛教的“空”，用道家的“无为”来理解佛教的“涅”等。佛教丰富的义理是用繁富的名相来表述的，这些名相在中土语言之中并没有恰如其分的对应词。所以中国佛教早期的高僧大德就只好用人们比较熟悉的老庄思想或儒家观点去理解、阐述佛教理论，由此奠定了中国佛教的基本特色，也形成了中国佛教最早的一批著作。读道安、慧远、僧肇等人的著作，可以体会到其间浓郁的老庄玄学味道。也就是说，这些中国佛教理论的奠基者们的著作，实际上就是以佛教为土体，吸收和融合儒道两家而形成的思想成果。
魏晋玄学为了调和儒道以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曾把《老子》书中“有生于无”的说法，论释为“以无为本、为体，以有为用”的基本观念，提出了体用、本末、有无、动静、一多等哲学范畴。这不但对魏晋佛学用来解释印度大乘空宗的般若思想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佛家思想什么时候传入中国，对后来中国佛教各派各家用以建构和诠释自家的缘起理论和心性学说，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如果说魏晋时期的“六家七宗”佛学，是按照玄学家的思路理解印度般若理论的，那么，“六家七宗”之后的佛教哲学则是接此而往下讲的，即部分地把道家和魏晋玄学的重要概念和范畴，与印度佛教的概念、范畴相结合，而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一种佛教哲学形态。儒家关注天下国家、礼乐教化，倡导忠孝仁义，是一种政治理论思想，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政令和教化的依据；道家和道教非常重视清静无为、修炼养生。在三家长期的思想交涉过程中，佛教也凸现了理论思辨的优势与心灵慰藉的功能，由此出现了“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和“二十学儒，四十学道，五十学佛”的说法，通过对二家作用领域划定界限的方法使佛教融入到中国文化结构之中。不同的作用领域又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并且是一个由表及里、从此及彼的发展序列，由此又保证了佛教相对于儒道二家的思想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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