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脸面”和“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
鲁迅：“脸面”和“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
鲁迅先生说：“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漫画生活》月刊中，鲁迅先生发表了这篇《说“面子”》，里面讲到这样一个小故事：“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儒家思想为什么在中国产生，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这是不是事实，我断不定，但这故事，‘中外人士’中是颇有些人知道的。”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存在面子这一说，依然存在如鲁迅先生所描述的一样，只要抓住了人的面子，就如同拔住了清朝时候的人的辫子一样，全身跟着走动。中国人爱面子，甚至“打肿脸充胖子”。而这“脸”和“面子”为什么能在中国存在如此之久？“脸”、“面”这两个我们日常涉及的东西，我们却难以去描述它，理解它，似乎只可意味，不可言传。
翟学伟先生所著的《中国人的脸面观》一书给了我们有关“脸面”问题的一些答案。从“脸面”的来源，“脸面”对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以及“脸面”是如何在社会系统中进行互动三个方面，通过引用大量、丰富的案例和早期学者研究的资料，来详细研究和揭示“脸面”在中国的运行过程。
翟学伟先生主要从事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社会心理方面的研究，关于“脸面”，翟学伟先生先后出版了三本书籍，一本是1994年版的《面子·人情·关系网》；接下来就是本文所讨论的《中国人的脸面观——形式主义的心理动因与社会表征》，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还有一本2005年版的《面子、人情与权力的再生产》。可见翟学伟先生对中国人的脸面研究持续了多年，这本《中国人的脸面观》中，参考了中西方大量的著作和资料，能让我们更加系统地、有历史时间顺序地去了解“脸面”的问题，并且翟学伟先生根据翻阅的这些著作资料，也总结出了自己关于“脸面”的定义和运作模式。
一、“脸面”的历史过程
在得出自己关于“脸面”的相关观点之前，翟先生讨论了中西方、古代、现代关于“脸面”的历史过程。
脸面最早是从西方学者研究中才逐步被发现的，当文化交流进入20世纪时鲁迅：“脸面”和“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文化人类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其中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是国民性的问题。而后来脸面成为了剖析国民性的主要方面，脸面作为国人的心理特征被提出后，与西方的研究方法产生了不适应的问题，继而本土化被提出。
接着，作者便开始阐述早期的中外学者讨论脸面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当今学者的研究状况，针对当今研究状况其中的本土化进行进一步探讨，从而得出基本观点的定向和研究方法——语义分析法，即“描述-情境-诠释”的方法。
二、脸面的定义
了解完历史进程，接下来要分析脸面，就必须以认识其含义为前提。作者列举了早期、现代学者对脸面的定义，综合前人的定义，作出本书对脸面的定义：
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的认同和期待而表现出的形象儒家思想为什么在中国产生，而面子是这一印象整饰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心理地位（以此区分于社会地位）。”三、“脸面”在中国运行的过程为了清晰反映本书关于中国脸面观的演化过程，翟先生制图如下：
1.“脸面”的来源
脸面的动力源自于小农经济所影响的社会文化形态——祖先崇拜和共财同居，前者引发了“孝”的心理和行为，后者所形成的家族同居牵涉了家族沾光与分享性的问题，两者影响了国人的心理行为是团体为先，个人为后，使其成为了脸面的压力、动力。
而脸面的大小则受到“孝”这种家族等级制度所影响和制约，这里牵扯到两种制度，一个是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另一个是科举制。前者形成了先赋性的“面”——父辈尊，后辈卑；后者形成了后天成就式的“脸”——通过考取功名获得地位，导致了脸、面之间产生了一种矛盾——先赋性的“面子”大还是成就式的“脸”大，这成为了此后脸面分离的关键。
其中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是，作者解释了“十年媳妇熬成婆”是怎么来的：
这让我想起这些年被提及的因被孝道绑架、家长即正义而产生的一些事情，比如即使家里发生了家暴，但依然要毕恭毕敬地孝顺父母，否则则会受到旁人的指责；比如家长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却依旧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是为孩子好，所谓的“以爱为名”，导致了豫章书院的事件发生，却酿成了孩子的悲剧。
我们明白鲁迅：“脸面”和“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孝”是我们的品德，但我们要孝敬的对象，却不能仅仅因为他（她）是长辈而列为我们所孝敬的对象，这是现代与过去最大的不同。一个人的好与坏，或者说品性，并不像等级秩序那样可以随着年龄地递增而逐渐变好，这决定了我们内心是否会把这个人列为孝敬的对象之内，“十年媳妇熬成婆”在现代似乎在某些层面上不能成立了。
回到书中，脸面观早在《诗经》时代形成，当“孝”这个价值和行为被儒家思想加以改造和宣扬后，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了脸面的内核。儒家思想提出了“仁”、“礼”、“情”、“义”，而“礼”则是儒家伦理对人规矩行为的强调，属于外控，“仁”则属于内化，从而塑造了理想人格——“君子”。
在作者看来，脸面分离的矛盾便在君子人格上体现出来儒家思想为什么在中国产生，由于“君子”“内圣外王”，使得“君子”难做，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导致脸面分离，历代儒家思想要求人做一个“讲礼义”的人，而中国社会则要求人做一个圆滑、“讲面子”“讲关系”的人，在这个“做人”的问题上，导致了“君子”成为一句空壳，“做人”面临困境。
2.“脸面”对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当国人依照儒家思想体系去做人的时候，便试图在成为君子。而在实践当中所面临的困境，使得个人进行了印象整饰——通过控制给出的语言、行为表达以及掩盖、保护流露表达来进行。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家庭主妇做了一桌饭给客人吃，大多会说“做得不好，瞎弄的，照顾不周多包涵”，这是她的语言表达，而事实上这个家庭主妇的行为——即做的菜却是很好吃的，则获得了脸面。但如果不小心被客人发现这些菜都是叫外卖来的，主妇却谎称自己做的，就是“露马脚”了，即是没有保护好自己的流露表达。
3.“脸面”是如何在社会系统中进行互动
脸面在社会关系中的运行，由于家族制度和儒家思想体系，争脸面与群体不可分割，个人在社会互动中只有接受群体的共同整饰设计才能获得脸面，反之不得。
作者从脸-架子-面子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来讨论脸面在中国社会中的功能问题。脸，即儒家的“礼”，具有规范功能；架子，作为一种形象--“面子”，另外还作为一种自我调节--"精神胜利法“，具有心理调节功能；面子，通过权势、排场、关系网，具有炫耀功能。
而把以上三者，规范、心理调节、炫耀合而为一，得出中国社会互动的一个重要行为方式——人情。人情作为一种交换关系，由于家族制度从家族聚居发展社区生活的方式，从真正的自家人发展到组织中的“家人”，因而从过去真正发自内心的交换、送礼，发展到形式的交换关系。
实际上，本书潜藏的一个议题就是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是如何从实质性走向形式性的。从脸面的分离，道家和佛家以自我为取向的思想（心理）的融入，弱化了儒家思想体系的“礼”（行为），使得行为上造成了客套之礼，进而导致了人情的形式化。而形式化从个人的心理行为，在放到整个社会文化当中，我们也能发现社会上的形式化事情，比如婚礼、丧礼、门面，具体的事件如领导检查形式化，公款吃喝讲排场，“大跃进”等，都是为了“面子”而导致的形式化。
这种形式化，也可说是“面子”，有时候似乎成为了我们的枷锁，似乎是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情，否则就会给别人笑话。一年前，我开始踏入职场，在我身边，很多的同龄人都已经买了小车通勤，记得有一次我滴滴打车遇到一个师傅，也是语重心长地和我说：“在这个地方，做本地人，还是买辆车吧，不然都会给人笑呢。”言下之意，我不买一辆车，好像就对不起我的身份。但事实上，我经济确实是负担不起，为什么要为这样的“面子”而“打肿脸充胖子”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真实地面对自己呢？认清楚自己的现状，做相应的事情难道不是正常的事吗？但在这个社会却成了一件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再举一个例子，在婚礼的酒席上，新人总会在上菜前和大家说一句“酒微菜薄”，而事实上有些酒席却是非常好的菜席，一个朋友在酒席上便反了这个传统，说道这并不是“酒微菜薄”，而是“满汉全席”，顿时全场哈哈大笑。我也是佩服他的真诚，的确是有脸面的资源，做着相应有脸面的排场。我想，这就是大家觉得他有个性、有魅力的原因吧，足够的真诚，不虚伪，不会为了面子而做超过自己经济能力的事。
如今，我们仍然在儒家思想体系的影响下进行社会互动，但我们也能渐渐感觉到我们内心其实也并不喜欢形式的东西，我们仍然有着儒家“孝”的概念，有着家族、团体的概念，另外我们也有着“自我”的概念，也不想在意他人的看法，这两种矛盾的价值取向又能否在未来并肩而行？还是说我们的社会会走向以另一个哲学基础为价值主导的思想下发展？目前我们还看不到答案，翟先生最后写道：中国人在这样两难的困境中生活了两千多年，以后还会如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