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与日本园林：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中国儒学与日本园林：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中国儒学与日本园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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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日社会机能不同，日本在接受儒家思想的时候，摈弃了中国儒学的烦琐礼制，融入日本的神道思想，实际上是神儒一致。尤其是日本在接受朱子学后与固有的日本神道思想共存及融合，成为神道与新儒学的合一，特点是轻视形而上学，重视主观性感情，对现实随机而处。日本学者称日本为“武治社会”，中国为“文治社会”，所以将日本的儒学称为“尚武”的儒学，以区别于中国“尚文”的儒学。
“尚武”的儒学，自然要摈弃中国儒学中“有德者王”的重要思想，根据现实的需要，选取儒学内容，为我所用。中国在殷商时代就出现了“德”字，儒家所遵从的周文化，更强调“敬德”、“明德”。《易•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孟子推崇“以德服人”。天子受名于天是因为有德，皇帝失德就要改朝换代。日本天皇是“万世一系”，武士的身份也是世袭，自然就不会认同“有德者王”了。
“中国以农立国，对天地自然界有深厚感情。故对家庭亦感情深厚。西方如古希腊，以商立国，重功利，轻离别，家庭情感较淡。” 中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早在甲骨文中,就有“孝”字，故有人称中国哲学为伦理哲学中国儒学与日本园林：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文化为伦理文化。儒学把某些基本理由、理论建立在日常生活即与家庭成员的情感心理的根基上，以此作为“人性”的本根、秩序的来源和社会的基础；把家庭价值置放在人性情感的层次，来作为教育的根本内容。而在日本则变中国的以“孝”为中心为以“忠”为中心的儒学。日本强化的尽“忠”对象，不是中国儒学所指的“皇帝”而是“大名”。日本的将军、大名热衷建孔庙拜孔子，将中国儒学精神与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结合，目的是利用儒学忠孝思想，培养忠孝一体的、绝对效忠于他们的“敢死队”。
萌芽于镰仓时代的武士道，推崇“弓马之道”日本儒家思想教育，运用儒家思想中的忠义、要求对主人尽忠，他们与主人同生共死，对朋友重义如山，但只对主人和将军“忠”，不是忠君。所以，中日所用的“忠孝”二字中国儒学与日本园林：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同字而异质”。中国儒学要求“身体发肤日本儒家思想教育，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所以中国的忠臣义士自杀方式多选择自缢、投水、服毒等，以保持“全尸”。日本人则认为，人的灵气藏于腹部，所以在日本的战国时代形成了一种武士剖腹自杀的违背人的本能的残忍方式，以向世人昭示异乎常人的勇气和意志。《太平记》中描写村上义光（？~1333）在吉野剖腹的场面：“从左肋下向右横切成一字形，抛肠于橹板之上，口内衔刀，卧地而亡。”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从此抬不起头来，而且还可能祸及子女，所以，武士们实际上是用肉体的灭亡，来换取自己名誉的永生；同时也可以藉此洗刷生前的斑斑劣迹，换取无上的光荣。
进入江户时代，武士高踞于“农工商”之上，成了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身为武士却尽文职，战刀成为装饰品。武士职位成为世袭，武士们几乎都是无功受禄，他们失去了独立的经济基础。德川幕府把儒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思想，在武士的传统道德中，掺入儒家思想和道德，正式形成了“武士道”，主要内容是：忠孝、节义、廉耻、勇武、坚忍、守信、不屈服等。武士们成为遵守儒教的典范。“忠孝”成为他们一种维持世袭禄位的唯一需要：靠祖先的地位和名誉，就要孝；靠幕府的俸禄就要忠。所以，山鹿素行在《叶隐》中说：“武士道，乃悟死之道。”
美国的中国学家费正清对此作过东西比较，他说：“日本的武士阶层仍然热衷于纯粹的奉献，他们崇尚武力，并把自身置于诚实的平民之上，但又不容易在社会上找到用武之地。如果他们能在西方找到同行，那一定是中世纪的游侠骑士或好莱坞私人侦探。” 11、12、13世纪是欧洲的封建制度最成熟的时期，那时欧洲的社会关系就是层层叠叠的“封建领主”和“家臣”，和日本的“大名”和“武士”差可比拟，被称为“封建制度之花”的欧洲骑士，就是一种军事组织日本儒家思想教育，骑士必须出身贵族，后来，骑士成为一种“功名”，骑士们必须“行侠”有了成绩以后，才可以请求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正式册封为骑士，那时，他要宣誓终身奉守骑士信条：护教、忠君、性侠。他不仅要学会骑马、使槊，还要接受“上等人”的修养，诸如必须懂得伺候君主的仪节和伺候贵妇人的礼貌等，犹如日本的武士必须接受儒学思想教育一样。
作者：曹林娣 文章都是曹林娣教授的原创著作 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轩辕宫：坐立于姑苏区祥符寺巷里，轩辕宫传承了千年的历史，在轩辕宫里有喝茶的地方，有学习琴棋书画的地方，同时也有吃饭的地方，让您体验一下宫里的味道，欢迎来到轩辕宫！地址：苏州市姑苏区祥符寺巷洪元弄10号轩辕宫